徐立凡
在敏感的10月经济数据公布前，央行决定从11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此举将冻结约 3500 亿元资金。显然，尽管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是坚持到今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的主基调，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决策层已经形成共识：面对已成现实的汹涌的通胀压力，政策转向收紧已是必然选择。
比现实局部通胀更险峻的是未来。美联储第二次开动印钞机，带来的不仅是水漫金山式的资产泡沫，还带来了对于央行自身调节功能的削弱。指望以上调准备金率、吸收基础货币的央票等温和手段紧缩流动性，时间已经不充分了。这意味着，央行需要以更果断的措施防控通胀。问题是，央行能做到这一点吗？
11月11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宏观经济数据，CPI增幅高达4.4%，大大高于9月份的3.6%，再度创下年内新高。这表明，此前累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央票利率直至加息25个基点的应对措施，尚未起到预期效果。当然，即使防控通胀的主要工具尽数上场，指望迅速遏制通胀势头也是不现实的，调控转弯开不得快车，回收流动性也不可能竭泽而渔。但是，如果政策准备期更早一些，释放的信号更明确一些，那么调控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就一定会更大。
更大的灵活性决定于央行是否拥有更相对的独立性。防控通胀向来是央行的主要职能，央行也具备足够的判断力。但是，在将判断转为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央行尚不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央行的相对独立性，更多体现在与地方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交往当中，而较少体现在对于政策工具的使用当中。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央行能够自行决定的货币政策当中，不包括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而货币供应量和利率都是防控通胀的主要工具。这意味着从形势预判到得到授权使用工具，会有一个时间期。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外经济形势，都在向复杂多变的方向演进。
实际上，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央行都面临相对独立性受到考验的局面。为解决金融危机，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力度。其中尤其以美、英两国的银行变相国有化为代表。危机期间，全球各央行资产负债规模都极度扩大，迫使政府出手。到后危机时期，政府又担心信贷紧缩会导致经济二次探底，因此不遗余力加以干预，最新的例证，就是美联储的二次量化宽松。二次量化宽松不仅对全球资产价格会造成巨大冲击，另一个影响就是限制其他央行的货币自决权。现在的普遍预期是，如果QE2不能达到美国的预期效果，那么出台QE3也并非不可能。在为避免被美国一而再而三地绑架自己的经济战略当中，各国对央行的控制力不能不有所调整，只有赋予央行更大的自主权，才能保持灵活应对的主动权。
强调央行的相对独立性，是否意味着宏观调控政策的一致性会有所削弱？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达成难以保障？事实恰恰相反。政府既要承担经济增长的宏观任务，又要负责防控通胀的微观管理事务，这两个相反的目标方向在许多时候会有以下后果：要么政策难以衔接配套甚至打架，要么政策过于强调短期效应——特别是在增长与通胀并存的时候，政策无法实现平衡。调控的两难性就此愈发凸显。
强调央行的相对独立性，发达国家当中不乏可借鉴者。实际上，多数发达国家也只是在上世纪末才获得相对独立。英国央行1997年获得使用货币工具的权利，条件是政策效果不得突破财政部确立的年度通胀上限。这样，央行和政府之间既可避免对于防控通胀的分歧，又可以灵活应对形势的变化。
增长是否有力，是政府要重点关注的事，防控通胀是否有力，是金融体制要做的事。而现在，是到了强调央行相对独立性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