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记者见到张翠容的时候，心里暗自吃惊，因为她有些纤瘦，说话和动作都很有女人的柔度，其本人也没有网上照片的硬度，根本不像传说中的“华人社会中为数不多的战地女记者”。但她确实曾服务于西方及中文媒体，包括BBC World Service和Inter Press Service，《香港经济日报》与现代传播等，其后以独立记者的身份活跃于两岸三地，为内地、香港、台湾多份报纸、杂志、电台报道国际事务。自1998年开始，经常背着行囊，不惧危险，只身游走在国际边沿的第三世界，采访过的国际大事件有：印度尼西亚民主化进程、柬埔寨红色高棉解除武装、东帝汶独立公投、科索沃危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最后岁月、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拉丁美洲新世纪革命等。同时，她还采访过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巴勒斯坦自治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列。
除此之外，她在行走中会不停地书写，中文繁体著作有四本，分别是《行过烽火大地》、《大地旅人》、《中东现场》和《拉丁美洲真相之路》。我的采访源于她的近作，也是她在中国内地的第一本中文简体作品，名为《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女记者的真相之路》，展现了其永无休止的人间行旅，以及她对人性美好与世界美好的不停思索与追寻。这次采访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对这位战地女记者的更深一步了解，更加对拉美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华夏时报》：你的书快要涵盖全世界了？
张翠容：我是这样子的，喜欢到处跑，东亚、东南亚、阿富汗、巴尔干半岛，在这些地区采访，我的采访很多都是国际新闻的头条，像东帝汶等。我去采访的时候都是和西方的媒体一起去的，我就把这些经历写出来，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出了第一本书，叫做《行过烽火大地》。第二本书是散文，是我到处跑的经历（书名：《大地旅人》）。第三本书是中东现场（书名：《踏上中东烽火线》），从2002年开始，一直到2006年。不过，也不是住在中东，但每次去都会呆一两个月。中东很有意思，冷战之后其实非常值得关注，特别是文明的冲突，等等。但是，在香港华人社会，大家对中东一无所知。本来我在阿富汗做采访的时候，没有人理会我，尤其是9·11之前。美国攻打阿富汗后，有香港记者，不是学生啊，打电话问我：“阿富汗在哪里？阿富汗是不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都分不清楚，还以为是香港的翻译跟其他的不一样。后来呢，我觉得拉丁美洲也很有意思。进入21世纪，拉丁美洲进入一场革命，是和平革命不是暴力革命，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应该花一些时间去了解。不过，比去中东要辛苦，因为太远了，飞机要坐30多个小时。
《华夏时报》：你在拉美呆了多长时间？
张翠容：我（上个世纪）90年代也去过，可是都是考察啊、旅行啊，去采访是从2006年开始，采访墨西哥大选，后来去中美洲，委内瑞拉，然后去南美洲。
《华夏时报》：像去中东一样，来来回回？
张翠容：对。总是待在那里，很辛苦，而且还要写稿子。
《华夏时报》：作为独立记者，你的稿子不是供给固定某家媒体的，对吗？
张翠容：对。因为在一家报馆里，对于拉美的新闻，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只要我过去，去采访，只要我带东西回来，还是有读者的，因为如果没有人讲，没有人写，没有人报道，读者也会比较沉默，不晓得。其实，读者还是很爱看。
《华夏时报》：拉美所有的国家您都去过了吗？
张翠容：去了蛮多国家。古巴在最困难的时候，（上世纪）90年代我去过。后来去了巴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等。转了很大一圈，不记得去过多少国家。
《华夏时报》：你对拉美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张翠容：拉美的治安非常不好，中美洲经常会发生绑架。他们绑架之后，会问你的国籍，然后找大使馆要赎金。他们不怕有什么外交问题。
《华夏时报》：那你在拉美采访遇到过生命危险吗？
张翠容：有。在尼加拉瓜。那里很暴力，警匪一家，你报警也没有用。杀了人，只付50美元给警察，就没有罪。拉丁美洲跟中东不一样，拉丁美洲主要是治安的问题。我在委内瑞拉碰到内地的驻站记者，晚上都不敢出去的。他们跟我说：“张小姐，你不要出去嘛。”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曾经给抢（劫）过，包括有些去过的官员。我住在市中心，很复杂，因为五星级（宾馆）都在很远的地方，而且我也住不起。他们知道我住在市中心，都说：“你不要再住在那里啊！那是土匪区。”我说：“我也想住在五星级啊，可是怎么住得起啊。”不过，因为住得时间长了，附近的土匪都认识我了，成了朋友啦。
《华夏时报》：你采访过查韦斯（委内瑞拉总统），怎么看他？
张翠容：我觉得只有他敢说，所以呢，很多穷人都喜欢他。他有时候不顾外交规格，可是他讲出了事实啊。你看拉丁美洲过去一直受压，翻翻历史，会看到很多改革的人物后来被美国推翻了。其实，拉美有了一个历史机会，因为9·11之后，美国去打阿富汗等等，一直没有机会来理会拉丁美洲，才出来了查韦斯，如果美国不是去打仗，可能会很快干掉他了。以前拉美想改革，真的不容易，现在有机会了。你看拉美在21世纪的十年向左转，就是因为美国没有空。拉美过去一直都有这种期待，比如追求独立、自主、把握自己的资源……
《华夏时报》：墨西哥离美国太近了。
张翠容：对。墨西哥离美国太近，离天堂太远。所以，拉美有了机会，我觉得是个实验。它们反对全球化，反对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化，它们的口号是“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拉美在21世纪的革命不仅仅是属于拉丁美洲的，是属于全人类的。面对英美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敢说，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弱小的地区，能够站起来，向美国说不。
《华夏时报》：拉美国家的领导人愿意接受采访吗？
张翠容：非常喜欢。不过呢，有些敏感。因为拉美国家，比如我在委内瑞拉，他们的派系斗争很厉害，（拥护）查韦斯和反对查韦斯的，差不多一半对一半，这个国家很分裂。我去采访一个支持查韦斯的合作社，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谁，还以为我是反对派，因为反对派也会派人过来说话啊、抹黑啊，等等，所以他们对记者也很紧张。还有，不单是委内瑞拉，像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他们要推动改革，媒体是很重要的力量，可是很多媒体都是原来的政权留下来的，基本上是新自由派，他们都反对的很厉害，所以，跟革命者之间有一种张力。拉美的革命不仅是摆脱美国的控制，还有对内部媒体的再造。好像是半岛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玻利维亚总统莫拉维斯，他就很紧张，害怕媒体为反对派说话。
《华夏时报》：他的媒体资源本来就少？
张翠容：对，因为媒体经常来抹黑他，攻击他，他以前是个工会领袖，教育水平也不高，所以觉得媒体老来挑战他。
《华夏时报》：你采访过的拉美领导人，哪个印象最深？
张翠容：玻利维亚的一个副总统，叫Alvaro Garcia Linera（阿尔瓦多·加西亚·连纳亚），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学家、社会学教授，所以你跟他谈，他会很有系统地给你讲。还有，他的出身也很传奇，他本来是个中产阶层子弟，对社会也没什么激情，但是他在墨西哥留学，他的一个室友参加墨西哥运动，然后他也参加了游击队，后来又研究马克思，现在成了拉美马克思主义者最有名的人，当然拉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一样。他强调要继承切·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独立自主精神，团结拉美，但不是大搞共产。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做了副总统还是去教书，很受学生欢迎，他长得蛮帅的，哈。本来我没有机会接近他，但是有一次他讲完后我就冲了过去，他的保镖拦住我了，我不理，然后叫：“Professor Garcia（加西亚教授）。”他转过头，很奇怪地看着我这个长着亚洲面孔的女孩子，就走了回来。我就跟保镖说：“副总统要跟我讲话，请走开。”哈哈。
当然，查韦斯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精力！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为人民的总统，因为他花很多时间（跟人民在一起），他上台以后，大家对他的期望很大，当然他也有他的问题。他为人民，从很多方面能够看出来，穷人有很多话要跟他讲，他在总统府开了一个窗口，人民每天都可以将字条放进去，会收集很多。你不要以为他收集后就会丢到垃圾桶，他每个都看。他有一个节目，叫“总统先生，你好！”他真的讲，我曾经在他的节目中递过字条，节目结束后他跟我说：“香港来的记者，你还有问题啊？”他还打电话给老百姓，说：“我最近要推出一个政策，想听听你的意见？”老百姓都不相信是总统打电话来，说：“你要是总统，我就是皇帝！”然后就挂了他的电话。他后来在节目中就说：“真的是我打电话，下次不要挂电话，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民主，他自己说要实现跟美国不一样的民主——参与式民主。你看呢，老百姓的字条他也看。
《华夏时报》：拉美国家的媒体上，有关中国的消息多吗？
张翠容：其实，拉美因为要摆脱美国，寻找另外一个市场，所以，中国对他们来讲很重要，有关中国的消息也蛮多。当然，也是因为拉美是中国的一个市场，中国（人和企业）现在跑过去的也多，像中石油、中石化等。
《华夏时报》：你说“这是一本有关人性的书”而“不是一本新闻追踪书”，为什么这么说？毕竟，它是以你的采访经历写就的书。
张翠容：因为我这个（书）不是从新闻的角度，我是希望让读者看到自己、看到人性共同的一面。我是想唤醒读者对理想的追求，我想让读者看到他们追求理想国以及他们的汗水与泪水，对美好社会的不放弃。因为我觉得如果当地人放弃了对美好社会的想象，就可能没有希望了，太意识形态了，就会造成社会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