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孟山 陈相乐 北京报道
2年前，热门书籍《中国不高兴》轰动一时，为了给它降降温，廖保平与周筱赟、叶楚华组成“网络反愤三剑客”，合著了《中国谁在不高兴》，除了PK《中国不高兴》，他们三人还有一个任务——痛批愤青。
时隔2年，2011年年初，廖保平的《打捞中国愤青》面世。有评论家说《打捞中国愤青》这本书是中国学界在“愤青研究”领域的一大进步，并且将“中国第一反愤斗士”送给了他。面对这样的评价，廖保平表示，这是他2年来对反愤青研究的总结之作，自己配不上那么高的评论。到底《打捞中国愤青》这部书是怎么样的一部书，让挑剔而苛刻的评论家如此不惜赞美之词呢？带着对这本书的好奇和对“愤青”的不解，记者与廖保平来了一次近距离采访，听他讲述对这本书和“愤青”的理解。
我跟愤青有“过节儿”
《华夏时报》：为什么想起写这么一本书？
廖保平：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写作的动机何来？为什么跟愤青较上了劲？都觉得我跟愤青无冤无仇，没有必要去捅这个马蜂窝。可事实上我偏偏跟愤青有“过节儿”。
2008年12月，因萨科齐的会见事件，国内掀起了又一波抵制家乐福、抵制法国货的高潮，我发表了一篇评论《对不起，我不抵制法国货》，遭致广泛的争议，自己被愤青骂得狗血淋头，有个别愤青甚至人肉到我的手机号，打来恐吓辱骂的电话。我据理力争，连续写好几篇文章予以回击，遭到愤青的猛烈反扑。
这次与愤青直接过招，使我深刻认识到，中国病态民族主义不仅没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削减，反而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而大面积病发，愤青是病态民族主义的急先锋。我开始研究这一现象，写出了《廖氏愤青教材》，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再次遭到愤青的猛烈“围攻”。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看到《廖氏愤青教材》，建议我把它扩展成一本书给他们出版，才有了现在这本书。我承认我的研究还不十分深入全面，但基本上将中国愤青的嘴脸都刻画出来了，不管愤青看了高兴不高兴，这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华夏时报》：什么样的人算是“愤青”？这个群体的人数能够估量吗？
廖保平：现在对愤青的定义非常混乱，有的人说一些公众人物是愤青，有人说网络上“口水爱国”的人是愤青，还有人说“围观”公共事件的人是愤青。到底愤青是什么？愤青有什么特征？愤青有什么危害？这就是我在书中极力要探讨的。
在书中，我对愤青的内涵外延，嬗变异化进行了梳理，对愤青这个以讹传讹的概念进行了系统性的正本清源，并对中国愤青进行了严格定义：是指国内盲目爱国、狂热排外、愚昧自大、鼓噪鲁莽的非理性群体的统称。可以说这是一本清理愤青门户的书。
这个群体的人数有多大，谁都无法估量，因为，在我的定义里，愤青不是一个生理年龄概念，而是一个政治社会概念，单纯按年龄计算，是容易计算出来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社会概念的群体就很难统计了，但数量绝对不在少数，在抵制洋货的日子，我们放眼望去，那黑压压的人头里，有多少不是愤青？
有一次做节目，我跟叶楚华讨论过这个问题，叶楚华认为中国愤青没有那么多，我说那是因为他们平时没有出洞罢了，并不是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我是愤青”的字样，只是要验证他们的身份需要一些特殊的机会而已，需要一些事件将他们的面目展现出来。
我们的愤青：南橘北枳
《华夏时报》：你说打捞“中国愤青”，外国有“愤青”吗？
廖保平：严格地说，愤青这个概念是从国外舶来的，国外当然有愤青，两者有“血缘关系”。愤青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左翼思潮时兴起的，西方媒体渐渐开始用愤青来指谓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叛逆青年。这些青年是总体偏向进步的社会力量，他们反对民族主义，高扬人道主义；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批评政府，争取人权；呼唤自由，反思主流。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超出了社会，他们要拉着社会跟他们走。
可是愤青到了我们这里，就南橘北枳了，变异了。用学者余世存的话说，外国的愤青在人格精神上和实践上大大丰富了他们的社会，也有强烈的社会意识，而且能坚定地表达自己，却在我们的社会里最终成了一种创造性为零为负数的姿态。前些年有一些思想精英以愤青自许，现在，这些人天天在微博上与愤青交战。愤青这个词被没头脑不高兴的人戴在自己的头上玩儿的，早已臭不可闻。
《华夏时报》：你表示过有些“中国愤青”只是表面上的爱国？
廖保平：中国愤青喜欢表面上的爱国，喜欢“键盘爱国”、“口水爱国”、“表态爱国”、“器物爱国”……但真正的爱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承认，无论对人对国家，光有爱还不够，还要有爱的能力，光有爱而没有爱的能力，这种爱有可能变成害。愤青有一腔的爱国热血，但一腔的热血就像一把火，可以煮饭、取暖、炼钢、拒敌，但用得不好，也可以把大好的财富付之一炬。
愤青们要爱国，首先要理清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国家、祖国、政府、政党等，多一些现代政治常识。要爱国就要基于人性、真理、正义的基础，扶助弱者，批判权贵；接受文明，反对愚昧；有自豪心，更有羞耻感；要承认别人的优点，正视自己的不足；有浓厚的感情，更有清醒的理智；能接受别人的批评，更敢于自我批评。
要爱国就要从爱人开始，而不是对身边的人、事漠不关心，不尽责任，空谈爱国；爱国就要做强自己，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每个平凡的人都争取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就是最大的爱国。
愤青还是可爱，有激情的
《华夏时报》：“中国愤青”一无是处吗？为什么？
廖保平：尽管我极力反愤，甚至不惜嘲讽挖苦中国愤青，但是决不会自负到认为他们一无是处，现在的愤青很多都是硕士、博士，说明他们是有专业学识的。只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未必比我们楼下卖煎饼的大妈更明白事理，他们一根筋地走向了病态民族主义，这是很遗憾的事。
所以讲，愤青还是可爱的、有激情的，但又常常是盲目冲动、虚骄自大的，我对愤青是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批评他们的盲目、狂排、愚味、鲁莽，对他们的激情又持保留的赞赏，因为，在一个日益犬儒的社会里，相对于犬儒那种深入骨髓的冷漠与麻木，愤青的一腔热血还有一点好处。但是，变了质的愤青与变了质的犬儒一样，所以，我认为不存在愤青比犬儒更有道德优势。
《华夏时报》：依你的考察，为什么会出现“中国愤青”？
廖保平：中国愤青的产生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原因，是历史文化酱缸浸染、应试教育、社会开放程度不够、崇尚运动伦理等等综合的结果。具体起来，有几个原因。
一是信息封闭和单一造就了愤青。愤青之所以固执己见，这不是因为愤青掌握的信息太少，而是掌握信息的角度太少。如果只有一个信息的角度，信息越多，说不准不是让人越明白真相，而是让人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掌握的就是真相，就是真理。二是用仇恨来爱国，培养了很容易喊打喊杀的愤青。比如我们说是“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用吃人肉喝人血的方式来爱国，这是很可怕的事。三是灌输斗争哲学和丛林法则。这里面只有仇恨，只有斗争，只有尔虞我诈，只有你死我活，惟独没有爱，没有友好，没有诚实，没有合作，或者说有，但只是附带的。被这种思想灌输出来的人会崇尚暴力和野蛮。四是鼓动民族主义。社会学家李银河说得好：“如果只鼓动民族主义，不鼓动民主主义，那就只能达到义和团的水平。民族主义是一个族群的价值；民主主义是普适价值。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目前知识分子和爱国志士的主要责任是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而不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五是我们的教育还停留在应该教育而非公民教育。应该教育培养应声虫，考试机器，一个模子出来的同类项，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扼杀了自由和创新，塑造了太多思想狭隘的愤青。
中国的愤青很难改变
《华夏时报》：“中国愤青”有可能被改变吗？
廖保平：中国愤青并不是不可以改变，但是说实话，当话语权结构不改变的情形下，我是不抱太大的希望的。但纵是如此，我仍然抱着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去捞愤。
《华夏时报》：看你的书中，愤怒情绪外溢，为什么会这样？你觉得这对说服“愤青”转变为“奋青”有益处吗？
廖保平：我在书中表露了愤怒的情绪，有人说我是“以愤青的方式反愤青”，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我对愤青有一种怒其不争的情绪在里面，容易流露出来；另一方，这种愤怒更多地表现为写作风格上的嬉笑怒骂言辞锋利；再有，我曾经想象用春风化雨式的方式来打捞愤青，结果很难让他们入耳入脑入心，完全“不解风情”，于是我干脆用矫枉必过正之办法，用针来扎愤青的厚实之皮，就像对顽疾下猛药一样，虽然语言犀利，但是以讲道理的方式进行。
我的打捞工作还不能停止
《华夏时报》：《打捞中国愤青》上市以来，已经在各种图书排行榜中多次上榜，有什么感触？你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关注这本书吗？
廖保平：这本书在纸媒和网络书店上都有过上榜，在我的印象中，这本书曾在某媒体连续上榜了六周，在我个人看来，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人们对中国愤青这一社会现象的关注，而我更愿意把这种关注理解成：人们对中国民间思想分野和思想交锋的一种关注。
据我了解，关注这本书的人，以青年人为主，尤其以大中学生为多，他们有的会在网络上直接向我咨询和求购此书。这也是我针对的主要对象。有网友建议，把这本书当成大中小学学生课外必读书，我觉得很有必要，这是一本人本主义科普读物，我希望这本书对青年人的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帮助，不要像我那样，走了一圈，浪费了大好的青春，才醒悟过来。
《华夏时报》：你感觉“打捞”工作完成了没有？接下来在这方面还想做些什么？
廖保平：肯定没有完成，说得笑话一点，这是个世纪工程，当我一个个打捞的时候，却有一个机制在成批量地生产，所以，生命不息，打捞不止。接下来，我会更加广泛地研读，对中国愤青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希望能从不同的角度去书写愤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