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李爱明
年年用工荒，年年招人难。
今年用工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过去的东部沿海蔓延至内地，从局部地区蔓延至全国，甚至传统意义上的劳工大省安徽、河南等也出现了数以十万计的劳工缺口。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它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的确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认为，这一重要变化意味着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所谓刘易斯拐点，意指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这一理论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来争抢工作机会；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是工作求人，老板要是不涨工资就难以找到需要的员工。
在用工荒现象愈演愈烈的近几年，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警示不绝于耳。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提出，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尽管由于其后突然爆发的金融危机，大量加工企业订单减少，使得用工荒的现象有所缓和，但是劳动力短缺的长期趋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变化，眼下全国各地的用工荒即是明证。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获益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过去一过春节，廉价工人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涌到珠三角的情景已成记忆，“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骄傲也许很快就成为绝唱。因此，我们认同社科院关于刘易斯拐点实际已经到来的判断。
问题是，如何认识来势汹汹的用工荒？
我们认为，一方面，不应回避中国30年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回报率与资本回报率的巨大落差，目前的民工荒其实是市场进行的自我纠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轮子是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的。在此意义上，用工荒可以解读为“廉价劳动力荒”。说白了，民工过去可以忍受很少甚至不参与经济红利的分配，但是，在就业机会大量增加的现在，民工不仅有权而且主动要求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否则就用脚投票，离开企业。
在此意义上，用工荒也可看做“民工权利荒”，实际反映的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用工荒，“荒”的其实是价值，“荒”背后其实是一种劳动力市场价值的自我纠偏，是对过去需要补偿的劳动力价值进行滞后的买单。
另一方面，农民工用脚投票，对于加速产业升级有着比政府有形之手积极引导更为直白和有效的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本届政府一直提倡和引导的，但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保增长”等原因，政府在实际执行层面的工作还有待加强。更关键的是，政府从上而下的推动总是不如市场自我进化的力量更为有效。
纵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路程，中国诸多产业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的。大量加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更是盈利水平低下，如果不剥削廉价劳动力的人工成本，则难有利润可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大批企业倒闭，就与盈利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弱紧密相关。而用工荒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用工价格。这种外力逼着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型，提高产业附加值、创新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这种意义上讲，用工荒对中国产业转型不仅是一个预警，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毕竟，无形之手总是比有形之手更聪明，也更有效。
可以断定，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终结后，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进入存量劳动力竞争时代。在劳动力增量受限的情况下，各产业必然要在既定劳动力中展开竞争，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将成为必然。这对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将是最大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