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立凡 北京报道
“3·11”9级强震以及随之而至的海啸和核泄漏事故，令日本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波次冲击。
现实变化看，这种安排将迫使日本的内敛性增强，将主要资源调动到救灾、防止核泄漏和长期的灾后重建上来；而日本的主导产业、资本市场、政治格局和海外雄心，都将随着其国内事务的进程而起舞。比如，主导产业将加快产能的海外转移，日元获得投机性支持，股市寻找新形势下的定位，菅直人政府暂时与自民党和民意达成谅解。
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角度看，不可不察的是，这场二战后的最大突发性危机，有可能成为改变日本国家发展方向的一个意外节点。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包含了这个规律，近期的一些迹象也表明，日本从后现代性国家退回到现代性国家的能量正在集聚。
独特的社会进程
二战之后，在美国对日本实行安全担保和监管、历史原罪迟迟未消这两个条件制约下，日本演绎了一条迥异于多数国家的发展轨迹：一方面，伴随朝鲜战争的契机，日本千年政体得以保存；另一方面，不能拥有正式国家武装力量使日本丧失了当代意义定义的国家的完整性。自冷战以来，日本资源主要用于经济发展，并发展成经济大国和政治小国的混合体。这种局面导致日本不可避免地以加速度驶入后现代性社会中。
在日本本土完成彻底开发后，在经济发达之外，政府作用和社会治理，均发展成熟到与后现代性特征相匹配。
最能突出表明日本后现代性特征的是在其延续至今的“衰落的20年”阶段。政治上，自民党一党独大的“55体制”破碎后，日本政府更迭加剧，短寿政府频繁交接，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和战略性已无保证，实际上已经呈现出部分无政府主义特征。
然而，在缺乏宏观管理的情况下，日本社会仍能呈现出自发秩序特点稳定运转，这表明在微观社会管理方面，市民互助组织及社区组织已可取代政府部分职能。“3·11”强震后，日本的灾情发布、市民避震等等，都是通过公共电视台及市民组织完成，而少见政府身影，即是一次证明。经济上，尽管日本经济长期不振，但藏富于民的政策保证了社会稳定。这个过程，其实也是社会权力上升，政府权力下降的过程。
平衡被打破
后现代性特有的超稳定社会特征和惯性可能伴随“3·11”强震及强大的次生灾害而告结束。其可能的发展趋势是：政府逐渐取代社会力量，从宏观管理浸透到微观管理层面，在宏观层面也展现出较之现在远为强大的主导性。
促使这一转变的客观因素是：在长年教育和培养发育以后，日本市民自治性质的社会管理可以应对强震这样的自然灾害，但是却对核辐射这样缺乏教育训练过程、更高层次的灾害无能为力。这种灾害本身要求更坚决的政府力量主导应对。此外，日本即将面临的二战后最大规模灾后重建，不可能由社会力量或个人为主导完成，而只能由政府主导。这也将大大增加政府在日本社会和经济管理中的权重。
事实上，在日本灾害现场类似舆论正在形成。由于自卫队在核反应堆降温等事务上表现不力，甚至拒绝执行危险命令，日本防卫省只能对一万名退役官兵和预备役发出召集令。而要求日本组建更加强大和自主的国防军的声音开始抬头。与遗族会一样拥有强大政治和经济资源、足以影响日本政局的日本经团联已经要求政府改变现有的低调，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总部全力救灾。政府力量开始活跃的最新证据是，因为东京电力公司应对核辐射不力，政府派出了20名官员全面接管。这一变化的出现固然是应对灾害之权宜所需，但或许将在日后被视为行政权力平衡企业权力的新发端。
从历史角度看，在对日本巨灾的人道关注之外，还应该关注的是日本的政府力量抬头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国家主义是暂时上位，还是会发展为日本新的走向。
历史曾经作过提醒
1923年关东大地震即为日本带来了历史性的拐点。由于这场巨震，德川家康家族彻底陨落，军人在政府中的话语权空前提升；最终，日本将对于灾害性地理环境的传统恐惧，及经济危机的现实感受，化为了军国主义的主流价值和血腥战争。
历史不止一次作过提醒。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同样改变了历史。因为前苏联鸵鸟式的隐瞒政策，致使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深受其害，危害直至大半个欧洲。此后，乌克兰等国成为前苏联解体的主张者。这场核事故成为压倒前苏联的主要稻草之一。
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日本这场巨灾的历史因素在闪现。他们宣称：这增加了美军在东北亚驻军的法理性。日本将因为这场灾难而改变什么？历史的拐点是否因此而植入？这一拐点将是好的还是坏的，答案不一定需要很长时间揭晓。
即使这场150年来的最大地震、仅次于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事故最终没有向墨菲法则投降，人道主义灾难得以控制，“3·11”在历史上的痕迹也已深深镌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