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孟山 兰晓萌 北京报道
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字“何伟”，被誉为“关注现在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最新篇《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新书甫一出版，即引来颇多关注。近日，他来到北京，见面会上，他的“粉丝”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为占得先机，甚至不少人席地而坐。
海斯勒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他曾在中国生活了10年，对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这经济腾飞的十几年感同身受。海斯勒创作的中国纪实文学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记录了1996年至2007年的中国。他自言比大多数外国记者更少关心政治，他想写的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寻路中国》一书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作者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作者特别关注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城市化的过程，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
《寻路中国》没有原定目标
《华夏时报》：《寻路中国》希望表达什么样的主题？写作前有规划吗？
海斯勒：在考察之前，我刻意避免制定计划。我喜欢开放的思路，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确切地想好我来中国要找谁聊天，我要去哪里。我就这样来到浙江，开着车到处寻找一个看起来有意思的地方，然后我决定就是丽水了。我在丽水待了两个星期，跟人聊天。最后，我遇到两位企业老板，并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跟踪研究。
但我在写书的时候总是有详细的计划。研究阶段一结束，我就回过头来看我做的笔记，琢磨写作的架构，然后开始动笔。我想让我的书从农村写到城市，而且每一部分都代表某种类型的旅程，不管它是一段空间的还是时间的旅程。
《华夏时报》：这本书作为你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之尾曲，与前两部作品《江城》、《甲骨文》相比，观察中国的视角有何不同？
海斯勒：这本书更侧重经济与发展。《江城》偏重地理，或空间感；《甲骨文》偏重历史或时间感。我希望我的每本书都有不同的重点。而且，它们的结构也有很大差别。但这三本书的语气和刻画的人都有相似性。
《华夏时报》：《寻路中国》想要追寻的究竟是什么？有没有明确的目标？
海斯勒：没有。我只是想看看一段长途旅行会是什么样。我在美国经常开车，我喜欢这种旅行方式。我想到我在旅途中会遇上有趣的人，但我没有去费心计划过。事实上，我甚至都没有想过让人搭便车，直到我在路上看到他们。
《华夏时报》：旅行者、作家、记者，这3个身份在写作时对你的书有什么影响？
海斯勒：我觉得书中第一部分更像是旅行叙事，第二部分有点像回忆录，第三部分更像纪录文献。因此，整部书在语气上有轻微的变化。
我关注中国的中低阶层
《华夏时报》：这本书探讨中国经济、探究个人对变革时代的应对，从农民到打工群体，书里写了不少中国普通人的故事，这是你的写作风格还是你更关注普通人？
海斯勒：我想着重描写从农村来到城市，以及正在成为中低阶层的人。我认为这些群体对这个时代尤为重要，但反映他们的作品少之又少。而且，与这些人相处起来我感到很舒服。我在（重庆）涪陵认识的许多朋友都来自这些群体，我感到跟他们聊天很自然。
《华夏时报》：除了关注经济变革带给中国普通人的冲击，你还关注中国的哪些方面？
海斯勒：我对这些经济力量如何对社区和家庭造成影响十分感兴趣。在中国，你总是能看到非常深的代沟。而且我认为中国的夫妻之间也常常出现严重的问题——他们感到的压力很大，而且来自不同的方面，有时，夫妻的关系会因此恶化。这些情况，我在书中也写了一些。
《华夏时报》：从1996年至2007年，你在中国的10年间，对中国普通人有什么印象？这与你没来中国之前的想象有差距吗？
海斯勒：这一辈人的务实、善于变通和好脾气总是令我印象深刻。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这样，但这会让我这个记者感到更有趣。可是我认为，这些力量也让他们很难花更多时间去反思。我发现，这些人通常不太注意自己周围发生的更大的变化——这超出了他们的领会范围。他们不得不盯着自己的生活。但最终，我认为他们的眼界会开阔起来。
《华夏时报》：10年间，传统的中国农村正在迅速消失，工业兴起，传统的农民大规模拥到城市务工，对变革时期中国的这种现象你有何思考？
海斯勒：我认为这是个必要的进程。中国不需要9亿农民。长期来看，人们迁往城市、改变生活是好事，但我担心，这一进程太快，反而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
中国有许多地方值得写
《华夏时报》：作为一位美国人，关注中国的视角与一般中国人会有何不同？在中国10年，你觉得现在你了解中国吗？你如何评价当下的中国？
海斯勒：当然，中国有许多许多地方我并不了解。作为一个记者，我的目标就是了解具体的事情。所以，我对三岔村（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十分了解，也对丽水和当地工厂的情况十分清楚。但是，中国仍有许多地方我还没有去过，仍有许多地方值得书写。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视角与你们不同。我的整个参照体系更有可能是外部的世界，而不是中国的历史。一个中国人更有可能拿其现在的处境与过去相比较。我在这一点上不得不很谨慎；带来一些局外者的看法是好事，但我同时也得避免严格将一切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相比较。因此我努力从中国人的角度理解问题，并时时提醒自己要这样做。
《华夏时报》：写作时，你自己定位的读者单纯是美国人吗？你觉得哪些中国人会关注这本书？
海斯勒：不得不承认，我当初认为我的主要读者是美国人。在美国当然有许多中国读者，我也常常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令我惊讶的是，现在我的书在中国也有这么多的读者。在网上，《纽约客》的文章现在经常被翻译成中文，年轻的中国人十分好奇外国人怎样看待和描述自己的国家。他们不那么敏感，看起来对国外的观点也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但20年前，中国读者比较没有安全感，我觉得，他们期望外国作者去俯就他们。
老实说，我不想专门区分读者。我认为让自己的作品过于刻意接近某一特定类型是错误的做法。我一直在努力将事情描述清楚，描述准确，我想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写出来。如果我这样做，自然会吸引读者，不管他们来自中国还是美国。
《华夏时报》：接下来，还会继续书写中国吗？写什么？
海斯勒：我现在在给《纽约客》写文章，没有写书。某一天我还会重返中国，我想，那是我在中东待五六年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