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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2011 90年的八个节点

陈相乐 2011-7-1 20:44:02

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黎明之前

从幼年到成熟,中共的“成人礼”
遵义会议1935年1月
   黄墙、黑瓦、红灯笼,长长的窄街显得古朴典雅。街道两旁汇集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等诸多红军留存下来旧址。这里便是贵州省遵义市的“红军街”,一条见证中共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的街道。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然而,长征初期,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领导人在军事上奉行逃跑主义的路线,并且整支红军队伍采取“大搬家”式的做法。错误的军事指挥路线终于导致了包括毛泽东等人的抵制。毛泽东提出放弃原定会师湘西的计划,转向贵州创建新根据地,这得到了多数人的响应。于是,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时间。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也正是通过这次会议,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终于得以结束,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从此开始确立。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也让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可以说,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许多年以后,有人将遵义会议定义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内部矛盾到民族矛盾
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
    就在红军长征的途中,1935年,驻华日军开始预谋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就是后来的“华北事变”。
    这一年的10月,中央红军率先胜利到达陕北。在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
    这次会议对“华北事变”后的国内阶级关系新变化做了重新的梳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与此同时,党中央决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也成为当时的战略方针。
    从某种角度来说,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它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除此之外,在这次会议中,中共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可以说,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

曲折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工作重点
八大1956年9月
    1956年,刚刚落成不久的全国政协礼堂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大。而此时,距离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相隔了11年。
    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女士在回忆起那段历史时这样描述:七大后,党中央忙于领导全国解放战争,以后是开国建国、恢复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一直十分紧张繁忙,所以到1956年才召开党的八大。
    也就是在这为期12天的大会中,对于当前国内的形式,大家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
    此外,根据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八大决定中央委员会增设副主席和常委,中央书记处增设总书记和候补书记,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机构,设书记、副书记。在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八届一中全会举行,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当选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
错误之后,领导人的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1962年1月)
    1958年,为了尽快实现中国工业化,“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党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60年,“左”达到了最高峰。
    1961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通知,通知说,1962年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一次中央局、省委、市委等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各地区出席会议的名单,望在12月10日前报来。一次不对外宣传的、与会人数达七千人之多的大会正在北京举行,全中国高、中级官员云集一堂,谋划着国家走出危局、恢复民生的大事。一个当时负责大会的工作人员回忆:“那时候,我们从未筹备过那么大规模的会议,最多如党的八大,也就是几百人的会,这一下子要筹备七千人的大会,没干过呀。再说何止是七千人呢,……弄不好得有万把人吧!”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并且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此外,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另外一方面,会议前后还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七千人大会”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
    30年后,1992年,邓小平回忆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记,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一篇文章,10年动乱
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写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后来“四人帮”中的姚文元。当时的人们没有想到,正是因为这样一篇文章,从而揭开了十年文革的序幕,江青、姚文元等人也由此登上政治舞台。
    文章发表后,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彭真等人成立了文革五人小组,但很快,彭真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失去人身自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在这之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后,文革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此外,红卫兵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政治运动就这样来临了。

滚滚春潮

改革开放之路就此打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
    对于中国人来讲,1978年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年份。
    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介绍: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长达两个多月,讨论的主要就是经济工作。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在该次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在于光远看来,这次务虚会起了开阔视野、启发思想的作用。
    不仅如此,于光远还提到了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的谈话记录:邓小平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实事求是很重要,不仅领导机关,就是一个小企业,生产队也应实事求是。”
    事实上,对于1978年,人们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在这次全会之前,有一个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同样值得关注。邓小平在这次这次会议闭幕式上那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成了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能搞“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也开始深入人心。最为重要的是,从那一天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就此打开。这一年也彻底改变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文革后,如何正确面对历史?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6月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作为决议起草小组的具体负责人,胡乔木遇到两个难题:说文革是错误的不难,但是必须答复为什么发生这个错误的问题。……另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讲坚持毛泽东思想,是讲坚持什么。许多同志希望中央列出几条来。……不答复这个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个口号就没有力量。   
    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不仅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此外,《决议》还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这个科学定义的提出,既是拨乱反正的最大成果,本身又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这份决议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几年来,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现在经过这次会议,有了这个《决议》,他们可以找到答案了。富起来,社会主义也可走市场经济
十四大1992年10月
    1992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注定是意义深远的一年。10年前,在1982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富起来”逐渐成为所有人的理想。
    经过10年的摸爬滚打,在1992年,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本如潮涌入,更多的跨国公司出现在中国市场,各行业的本土公司面临空前的冲击。
    这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四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在党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
    事实上,从1978年到1992年,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争论持续了近14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对于中国,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其实,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十四大不仅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还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也成为十四大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贡献。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党和她的人民开始行进在发展的春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