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习惯于“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最近越来越扑朔迷离。自去年11月CPI攀升至5.1%到今年5月创出5.5%的34个月新高，货币从紧调节已经少有异议。CPI6月攀升至6%的普遍预期也继续支持着货币紧缩。然而，风并没有稳定地朝一个方向刮,这给货币从紧的可持续性打上了问号。
治胀口径发生变化
在国内实体经济可能迫使货币从紧趋于审慎的微观现象很多——只是还没有得到宏观层面的总结。许多中小企业，要么面临破产风险，要么在严重的亏损中。由于中小企业对于GDP的贡献率远大于大企业，这意味着今年一季度9.4%的GDP增长率可能难以保持。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在大宗商品市场，自4月7日布伦特原油期货触及127美元上方高点后，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动力已经不足，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暴跌微涨的态势。进入5月底以来，国际原油价格震荡下跌的走势几乎已经确立。IEA释放6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后，纽约原油一度跌至4个月的新低。在热点区域，争吵之后，希腊终于通过了紧缩计划，在延迟退休年龄、提高生活燃油费用之外，还要出售包括39个机场、850个港口在内约占希腊GDP三分之一的国有资产，为获得第一轮第五期以及第二轮救援铺平了道路。北非、中东的形势尽管仍处在动荡之中，甚至可能出现第二轮动荡，但是如同数十年以来的阿以冲突并未持续抬升风险一样，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对于经济的冲击效应正在递减，并渐趋稳固。这减弱了美元和欧元的长期风险。特别是美元，美国在伊、阿两个战场撤军启动后，不但为停止国会争吵达成提高联邦债务上限创造了条件，也为美元走强创造了条件。现在缺的，只是一些关键经济数据的转好。
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已经确立的货币政策发生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显现在舆论上的分化。在第二次全球智库峰会上，厉以宁表示，“现在已经紧缩过度了，如果不及时改变方向，中国就不是没有发生滞涨的可能性。”麦金农则称，由于热钱的流入，“中国中央银行很难通过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最明确的表述，来自温家宝总理。在访问欧洲三国前夕的6月23日，温家宝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称，“从2010年1月以来，银行准备金率和基准存贷款利率分别上调了12次和4次。货币和信贷供应因此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他同时强调，“我们有信心，物价上涨今年会得到牢牢控制。”相较于4月13日温总理强调的“通胀压力正在加大，通胀预期正在上升”，表述口径发生了很大变化。将表述口径的变化仅仅理解为着重于外宣诉求，显然是不全面的。口径的变化，在6月26日再次被确认，温家宝在伦敦讲话中坦率地表示，“今年维持通胀在4%以下有一定困难，但应可以控制在5%以下。” 这意味着，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划定的全年CPI增长4%的控制线或将上移至5%。
通胀预期管理目标提升的前提，是GDP能够获得较高速度的增长。在经济出现局部滞涨风险的时候上移通胀控制线，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动用所有货币和汇率工具防范通胀之后，将打出最后一张牌——以保增长对冲通胀。
凯恩斯代替货币主义
治胀思维
自将治理通胀列为宏观调控首要目标以来，货币主义思路大行其道。比如，认定货币超发是通胀的主要内在因素。而持续收紧货币未能收到明显成效，原因是解读为由于货币太多，央行从紧政策所能控制的流动性有限，因此不能迅速压住通胀。这种观点当然是对的。但是，用从紧手段治胀的风险在于，静态的理论模式难以与动态的、真实市场环境共融。
中国的通胀推手，种类繁多。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操之于他人是推手，热钱的冲击是推手——尽管相对于社会融资总量，热钱的规模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巨量外汇占款是推手，但是，更大的推手来自中间加价环节。比如，物流不畅增加的成本，日常商品和服务垄断式经营增加的成本，未能起到公平分配作用的重税制度增加的成本等等。在这些成本当中，有历史原因造成的加价，比如因“以路养路”模式所刺激出的高速公路乱收费，也有机制性腐败造成的加价，比如不合理的垄断经营。事实上，在CPI的构成中，有相当大的比重属于腐败CPI。这是CPI居高不下的隐藏原因，也是任何货币工具所不能解决的，只有依靠包括政治改进在内的综合治理手段，才能加以解决。如果继续迷恋货币主义思维，治胀的效果固然有限，滞涨的风险反而会加大。
温家宝总理对于治理通胀的新表述，不仅有结论，而且演示了逻辑。在英国接见有关中方代表时温家宝表示：“如果通货膨胀同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足以影响一个政权的稳定。”这番话表明的是对于治理通胀的新认识。
这种认识与凯恩斯有相近之处。凯恩斯认为货币作用是有限的，间接的，第二位的，而货币主义则认为“唯有货币最重要”，是控制通胀和经济波动的唯一要素。显然，凯恩斯更适合解释中国治胀的难度。
加息天花板将至
从这个角度去看货币政策的运用，空间已经不大。即使因为6月高企的CPI数据，确有加息的必要，其天花板也已可触到。从央行的角度讲，倾向加息是必然的，因为防止通胀本来就是央行首要甚至唯一的任务。但是，一方面，加息不能对通胀产生直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局部滞涨风险的考量也会令决策层更加审慎。
无论是否还要加息，有一点已可明确：货币政策既有内部时滞也具有外部时滞，为了防止决策、运行和影响时滞时间过长，对于从紧货币政策重新考量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考量如果过晚，那么有可能重演防通胀过晚的一幕，从而使得受内外部条件严重制约的货币政策总是在被动中运行，而不是获得应有的主动性。如果通过灵活的政策调适，让今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在8%-9%以上，那么对CPI的容忍度就可以加大。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分配制度上，全民能够享受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的福利。从根本上说，如果全民和企业的抗通胀能力越高，CPI的危险性就越低。相对于CPI预期管理目标来说，全民和企业的财产增长能力更需要设定目标。这也意味着，财政政策、汇率政策要像货币政策一样，更积极地投入到调整进程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