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改变，北京与台湾的60年
《华夏时报》：你在6年前，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来到大陆，并且在北大等高校做演讲，那是你阔别大陆半个多世纪后，第一次回来吗？
李敖：不错，那是我第一次再回大陆。我一直在台湾没出门，到今天为止，我活了76岁都还没有去过外国。
《华夏时报》：这么多年之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你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李敖：事实上，人比以前坏了，无论大陆人还是台湾人。以前的时候，在北京买一样东西，明明我只是看看不买，明明店员觉得我买不起，但他们还是会为我倒一杯茶——那个时代的人是温柔敦厚的。可现在，人都变了。反过来说我喜欢以前那种缓慢。
《华夏时报》：1949年，你到了台湾，对这个陌生的环境你第一印象是什么？
李敖：我当天晚上就到了台中，全台中市没有一双皮鞋，人不是光着脚就穿着日本式的拖鞋。全台中人不吃牛肉，中央菜场有一个摊位卖牛肉，我的一个老师叫他的用人买牛肉，把这个牛肉拎着回来。现在台中人可以开牛排馆，证明这61年来台湾人变得有钱了，能穿皮鞋，吃起牛肉来，这是从表面上看最大的改变。
《华夏时报》：真正适应台湾的生活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李敖：我到现在还不会讲闽南话，也听不懂闽南话，就是所谓台湾话我还听不懂。我把自己隔离起来，尽量跟他们不相干，一个礼拜有6天我都在山上，6天6夜不出门，现在我还过这种生活。在台湾，我这辈子没有看过高尔夫球，也没有去过唱卡拉OK的店，桑拿澡我也没有洗过，我尽量跟台湾生活区隔，不是我看不起台湾，而是我的世俗生活根本不在这里。
吹牛，那是因为封锁我
《华夏时报》：你在微博里有很多更新，对待一些批评你的话，你一般怎么回应？
李敖：我不会看，根本不会玩那个东西。我根本跟电脑无关，我打字打好以后就请我的朋友帮我发出去。有的朋友有时候看到（批评的留言）以后会讲给我听，或者转发给我。坦白地告诉你我的整体看法，这些人程度不够，程度够的话不会那样子骂我。他骂我的原因，或者不根据事实，或者故意扭曲事实，水准不够。我的整个感觉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对语文的辨识能力这么弱，他把我的东西弄拧了，完全不晓得我说的话，完全不晓得我的伟大。
《华夏时报》：在台湾的娱乐节目《康熙来了》中，你好像有抱怨说媒体不给你说话的声音？
李敖：一直这样，我在媒体从来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我的头脑应该比较好，我跟大家开玩笑，什么叫言论自由？如果你不能上电视，你的书不能印出来，你不能写文章，那就没有言论自由，你没有散播你言论的机会。言论自由是在家里的，拍桌子砸板凳可以，在学校课堂里发几句牢骚，轻易出不来，出不来就不叫言论自由。我在台湾大体说起来，我没有这种自由，因为我是被封锁的，而且不是一年，是封锁了61年。
《华夏时报》：未来你有什么计划？
李敖：一本又一本地写大书，为了卖大书，我可以给这个书做宣传，也可能到大陆跑一两趟，虽然大陆很多读者并不怎么欢迎我。
《华夏时报》：怎么会说很多读者不怎么欢迎你呢？你如何感受到的？
李敖：我感觉不出来，因为我没有去逛街。我说不喜欢我的原因，因为我听到一些。举个例子，我6年以前来北京，当时有人给我一篇公开的文章，是对我的谴责。如果写文章的这个人是公道的人，讲究正确或者正义的人，他不该对一个在正义和正确方面这么努力的人做出不公正的评论。说我李敖喜欢吹牛，这是反讽，为什么我喜欢吹牛？因为封锁我，使我没有机会讲出真的我自己。像英国诺贝尔奖得主萧伯纳，他说每当别人赞美我的时候我就感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别人赞美的不够。所以我为什么自己吹牛，是这个原因。
憧憬，希望儿子对中国有好处
《华夏时报》：你的儿子李戡在北大念书，对他现在在学校学习的状态，你满意吗？
李敖：这是慢慢的，因为大学生有很多种类，我也念过大学，我就不喜欢念书，整天玩，也是一种形式，也喜欢交朋友。我认为他还需要磨炼，我也跟他讲过，我们两个挂钩太多对他也不好，因为会埋没他的努力，大家都认为老子英雄儿子好汉，其实儿子可以单独做好汉。
《华夏时报》：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让儿子不在台湾读书，而是来到大陆念书，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情结？
李敖：“落叶归根”应该是我回来，而不是儿子。但是这（儿子来大陆读书）可能隐含了我对台湾的抗议，隐含了（我渴望）未来我的国家对年轻人的发展更好一点。虽然前面也困难重重，虽然也祸福难说，但是，这个感觉可能是我61年前离开北京的一个错觉现在发酵了。不过比起61年前的中国来，现在我对我儿子说起来，我感到现在的中国是了不起的。因为，我（当年在北京时）亲眼看过日本兵骑着大马在前面走，今天，我的国家没有外国人骑着大马走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讲共产党好话的原因，共产党至少给我光荣……
《华夏时报》：李戡有没有打算在北大毕业之后是回台湾还是留在大陆？
李敖：那个时间太远了，五六年以后的事情，现在无法做那么远的预言，我希望他对中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