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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光辉:“我不是和故宫过不去”

陈相乐 2011-8-12 20:52:47

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作为“故宫拍卖馆藏文物”最初的爆料者,在诸多的新闻报道中,裴光辉成为热点人物。6年前对故宫的质疑如今得以发酵,裴光辉表示“开始的时候非常惊讶”,不过,后来他明白,之所以当年的质疑被重新重视起来,原因与故宫最近频出事故有关。在他看来,自己的质疑或许不见得最终完全正确,但他会承担责任,同时也不会放弃追求真相的权利。
“在故宫,没有做不到的事,
只有想不到的事”?
    《华夏时报》:2005年,您撰文“质疑故宫在倒卖回流文物”。您是如何得知故宫将自己馆藏品拍卖出去的消息?
    裴光辉:2005年瀚海春拍之前,有收藏家给我发来一组拍品的高清照片,说如果看完照片后觉得没有问题,再请我到北京预展现场做进一步鉴定。这组照片就是现在疑被故宫私自倒卖的五件北宋名人信札。
    当我打开这组照片后,非常惊讶:这五件书札与1997年被故宫拍去的那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何其相似!对于8年前故宫重金拍得的这五件书札我是记忆犹新的,相信在书画鉴赏界也决不会陌生——因为它们的分量不是一般的。如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赵榆先生曾在2004年第3期《荣宝斋》上发表《国宝回归话成就》一文,将故宫收藏的这五件书札视为国宝回归热的成就之一。
    难道是高仿品?但我反复审视这些照片,无论笔墨、神韵,还是墨色、印章、用纸、旧貌……所有考察的项目全与故宫所藏品毫无二致!难道是高科技印刷品?再反复审视,也不是。在确定是故宫藏品后,接下来的想法就是:可能是被偷出来卖了。但马上觉得这样的推测也不对:因为1997年拍卖这批书札的也是瀚海,作为负责人的拍卖行不会不向卖家求证送拍品的合法来源。但是如果卖家就是故宫本身呢?那就“合乎逻辑”同时又“匪夷所思”了。
    《华夏时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写的那篇质疑文章吗?
    裴光辉:由于存在上述疑惑,我给那位收藏家朋友建议:放弃竞买这批敏感的书札。随后传出这些书札以比当年高三倍的价格成交,我顿觉一种不祥:难道天价国宝竟然从故宫流失了?当时我还咨询了在故宫的朋友,他表示故宫确实有这五件书札,但是否拿去拍卖,他不是很清楚。不过他向我说过这么一句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在故宫,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于是《格古日记》上就发布了我的质疑。
    《华夏时报》:除此之外,发表质疑文章还存在其它原因吗?
    裴光辉:其实,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有知情人士为之解惑。我不敢定论故宫居然会倒卖馆藏文物,至今仍无法确定,但觉得嫌疑增大了,但当时又没有其他的解释,很困惑,困惑的同时还有忧虑,就是担心珍贵文物流失——假如当时没有“限制出境”的竞拍限制,它们完全有可能再次外流。
“决不是专门
跟故宫‘过不去’”
    《华夏时报》:6年前的一篇质疑文章,时隔这么久后竟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否出乎您的预料?
    裴光辉:虽然《格古日记》点击数已经过亿,但时隔6年,曾淹没在海量日记图文中短短的一篇,居然被网友“钩沉”出来,我开始时很惊讶,但仔细一想也不足为奇,原因肯定是与故宫最近频出事故有关。其实对于故宫的一些做法提出质疑,在《格古日记》中还不止这个“书札门”。不过《格古日记》决不是专门跟故宫“过不去”,其质疑的方面并不少,包括国鉴委、央视鉴宝、拍卖行、“天价国宝”等等,其初衷都是希望中国的文物鉴定、研究和收藏事业能健康发展。不可避免地也有质疑错的时候,一旦发现是我有错误,我也会有勇气承认错误,担负其纠正和澄清的责任。我希望故宫慎用“编造”这样的字眼来指责出自良好初衷的质疑者。
期待真相水落石出
    《华夏时报》:事件曝光之后,故宫方面最初的回应是“这五件宋代书札不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您怎么看?
    裴光辉:这样简单的答复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质疑者和媒体提出质疑,列出了种种证据,尽到了举证的责任;故宫作为被质疑方,在否认质疑之时同样负有举证责任,你说这五件书札故宫从未收藏,那么你必须针对质疑者的证据提出反驳,给出反证据。故宫发言人不是皇帝代言人,只需宣布“谕旨”,无需告知臣民们“为什么”。
    昨日,故宫针对其自己网站和出版物的收藏记录给出了解释,比先前的简单答复有所进步:就是做“院史编年”的人“误记录”了。但针对同一问题,另一家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故宫方面的回应却是“系统出了问题”,才显示在网上的。我觉得这两种版本的说法既无细节说明也缺乏因果关系的提示,仍令人一头雾水,甚至有忽悠之嫌。
    《华夏时报》:根据您所掌握的信息,哪些可以证明这五件宋代书札曾经是故宫的馆藏?
    裴光辉:《中国青年报》记者下了很大的工夫,搜集了一些证据证明这五件宋代书札曾经是故宫的馆藏。我目前也在落实另外三条新证据。
    “倒卖馆藏文物”这六字分量很重,不得不慎重,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可随意冤枉故宫。但至今为止,故宫的答复显然令人大失所望。种种迹象表明:向故宫寻求真相无异于缘木求鱼,期待文博系统自查。目前最要紧的是:保全证据。一些尘封在关键部门的证据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人为灭失或篡改。但是谁有能力、有权力保全证据呢?不言而喻。正如社科院专家所言,司法介入已经迫在眉睫。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国家司法网站都转载了这起事件,说明它已经引起国家司法部门的关注,媒体作为第四种监督的力量,我希望媒体还能进一步推动司法部门尽快立案,将此事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国宝”下落在何处?
    《华夏时报》:到目前为止,您对这起风波最为担心的是什么?
    裴光辉:其实,让我更为揪心的是那五件珍贵的书札下落在何处?按照有关规定,五通宋代名人书札属于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必须是被列为“定向拍卖”范围的。也就是说,只有公立博物馆才能参与竞买这批书札。我不知北京文物局在拍前审核时,是否将其定为“定向拍卖”?如果定为定向拍卖,那么它肯定还在国内某公立博物馆或其它公立收藏研究机构,这样的话,由于收藏机构的性质(全民所有,非私立),决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追问它的去处,而文物局无权不予告知;如果没有定为定向拍卖,北京文物局应负相应之责,其导致的后果即是:这批珍贵文物有可能已经散入民间,甚至流出国外——假如没有“限制出境”之说明的话。
    《华夏时报》:作为鉴定家,也作为一个个体,被卷入到这场风波中,会担心来自故宫或拍卖行等方面的压力吗?
    裴光辉:从2004年至今,7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物收藏界奇怪藏品、奇怪事件的质疑,大的质疑也不下20次,如“鬼谷下山罐”、“曹操墓出土物”、“《砥柱铭》手卷”等等。得罪了不少古玩商贩、拍卖行、利益部门和集团,被谩骂、诽谤、造谣、威胁乃是家常便饭,当然也赢得了具有正义感藏友的激赏和友情,甚至还赢得了“保护伞”。从开始的有小压力,演变成有大压力,到现在却变成几乎没压力了,我的心理承受力更强了。个别开罪过的拍卖行从最初的对抗、施压到后来的主动示好,形势之变甚为微妙。但是无论今后有无压力,我都会“我行我素”。无论是“铁衣炮弹”还是“糖衣炮弹”,我都会秉持一个公民的责任——做我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包括继续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