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作为“故宫拍卖馆藏文物”最初的爆料者，在诸多的新闻报道中，裴光辉成为热点人物。6年前对故宫的质疑如今得以发酵，裴光辉表示“开始的时候非常惊讶”，不过，后来他明白，之所以当年的质疑被重新重视起来，原因与故宫最近频出事故有关。在他看来，自己的质疑或许不见得最终完全正确，但他会承担责任，同时也不会放弃追求真相的权利。
“在故宫，没有做不到的事，
只有想不到的事”？
《华夏时报》：2005年，您撰文“质疑故宫在倒卖回流文物”。您是如何得知故宫将自己馆藏品拍卖出去的消息？
裴光辉：2005年瀚海春拍之前，有收藏家给我发来一组拍品的高清照片，说如果看完照片后觉得没有问题，再请我到北京预展现场做进一步鉴定。这组照片就是现在疑被故宫私自倒卖的五件北宋名人信札。
当我打开这组照片后，非常惊讶：这五件书札与1997年被故宫拍去的那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何其相似！对于8年前故宫重金拍得的这五件书札我是记忆犹新的，相信在书画鉴赏界也决不会陌生——因为它们的分量不是一般的。如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赵榆先生曾在2004年第3期《荣宝斋》上发表《国宝回归话成就》一文，将故宫收藏的这五件书札视为国宝回归热的成就之一。
难道是高仿品？但我反复审视这些照片，无论笔墨、神韵，还是墨色、印章、用纸、旧貌……所有考察的项目全与故宫所藏品毫无二致！难道是高科技印刷品？再反复审视，也不是。在确定是故宫藏品后，接下来的想法就是：可能是被偷出来卖了。但马上觉得这样的推测也不对：因为1997年拍卖这批书札的也是瀚海，作为负责人的拍卖行不会不向卖家求证送拍品的合法来源。但是如果卖家就是故宫本身呢？那就“合乎逻辑”同时又“匪夷所思”了。
《华夏时报》：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您写的那篇质疑文章吗？
裴光辉：由于存在上述疑惑，我给那位收藏家朋友建议：放弃竞买这批敏感的书札。随后传出这些书札以比当年高三倍的价格成交，我顿觉一种不祥：难道天价国宝竟然从故宫流失了？当时我还咨询了在故宫的朋友，他表示故宫确实有这五件书札，但是否拿去拍卖，他不是很清楚。不过他向我说过这么一句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在故宫，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于是《格古日记》上就发布了我的质疑。
《华夏时报》：除此之外，发表质疑文章还存在其它原因吗？
裴光辉：其实，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有知情人士为之解惑。我不敢定论故宫居然会倒卖馆藏文物，至今仍无法确定，但觉得嫌疑增大了，但当时又没有其他的解释，很困惑，困惑的同时还有忧虑，就是担心珍贵文物流失——假如当时没有“限制出境”的竞拍限制，它们完全有可能再次外流。
“决不是专门
跟故宫‘过不去’”
《华夏时报》：6年前的一篇质疑文章，时隔这么久后竟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是否出乎您的预料？
裴光辉：虽然《格古日记》点击数已经过亿，但时隔6年，曾淹没在海量日记图文中短短的一篇，居然被网友“钩沉”出来，我开始时很惊讶，但仔细一想也不足为奇，原因肯定是与故宫最近频出事故有关。其实对于故宫的一些做法提出质疑，在《格古日记》中还不止这个“书札门”。不过《格古日记》决不是专门跟故宫“过不去”，其质疑的方面并不少，包括国鉴委、央视鉴宝、拍卖行、“天价国宝”等等，其初衷都是希望中国的文物鉴定、研究和收藏事业能健康发展。不可避免地也有质疑错的时候，一旦发现是我有错误，我也会有勇气承认错误，担负其纠正和澄清的责任。我希望故宫慎用“编造”这样的字眼来指责出自良好初衷的质疑者。
期待真相水落石出
《华夏时报》：事件曝光之后，故宫方面最初的回应是“这五件宋代书札不是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您怎么看？
裴光辉：这样简单的答复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质疑者和媒体提出质疑，列出了种种证据，尽到了举证的责任；故宫作为被质疑方，在否认质疑之时同样负有举证责任，你说这五件书札故宫从未收藏，那么你必须针对质疑者的证据提出反驳，给出反证据。故宫发言人不是皇帝代言人，只需宣布“谕旨”，无需告知臣民们“为什么”。
昨日，故宫针对其自己网站和出版物的收藏记录给出了解释，比先前的简单答复有所进步：就是做“院史编年”的人“误记录”了。但针对同一问题，另一家媒体在报道的时候，故宫方面的回应却是“系统出了问题”，才显示在网上的。我觉得这两种版本的说法既无细节说明也缺乏因果关系的提示，仍令人一头雾水，甚至有忽悠之嫌。
《华夏时报》：根据您所掌握的信息，哪些可以证明这五件宋代书札曾经是故宫的馆藏？
裴光辉：《中国青年报》记者下了很大的工夫，搜集了一些证据证明这五件宋代书札曾经是故宫的馆藏。我目前也在落实另外三条新证据。
“倒卖馆藏文物”这六字分量很重，不得不慎重，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可随意冤枉故宫。但至今为止，故宫的答复显然令人大失所望。种种迹象表明：向故宫寻求真相无异于缘木求鱼，期待文博系统自查。目前最要紧的是：保全证据。一些尘封在关键部门的证据有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被人为灭失或篡改。但是谁有能力、有权力保全证据呢？不言而喻。正如社科院专家所言，司法介入已经迫在眉睫。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国家司法网站都转载了这起事件，说明它已经引起国家司法部门的关注，媒体作为第四种监督的力量，我希望媒体还能进一步推动司法部门尽快立案，将此事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国宝”下落在何处？
《华夏时报》：到目前为止，您对这起风波最为担心的是什么？
裴光辉：其实，让我更为揪心的是那五件珍贵的书札下落在何处？按照有关规定，五通宋代名人书札属于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必须是被列为“定向拍卖”范围的。也就是说，只有公立博物馆才能参与竞买这批书札。我不知北京文物局在拍前审核时，是否将其定为“定向拍卖”？如果定为定向拍卖，那么它肯定还在国内某公立博物馆或其它公立收藏研究机构，这样的话，由于收藏机构的性质（全民所有，非私立），决定任何公民都有权利追问它的去处，而文物局无权不予告知；如果没有定为定向拍卖，北京文物局应负相应之责，其导致的后果即是：这批珍贵文物有可能已经散入民间，甚至流出国外——假如没有“限制出境”之说明的话。
《华夏时报》：作为鉴定家，也作为一个个体，被卷入到这场风波中，会担心来自故宫或拍卖行等方面的压力吗？
裴光辉：从2004年至今，7年来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文物收藏界奇怪藏品、奇怪事件的质疑，大的质疑也不下20次，如“鬼谷下山罐”、“曹操墓出土物”、“《砥柱铭》手卷”等等。得罪了不少古玩商贩、拍卖行、利益部门和集团，被谩骂、诽谤、造谣、威胁乃是家常便饭，当然也赢得了具有正义感藏友的激赏和友情，甚至还赢得了“保护伞”。从开始的有小压力，演变成有大压力，到现在却变成几乎没压力了，我的心理承受力更强了。个别开罪过的拍卖行从最初的对抗、施压到后来的主动示好，形势之变甚为微妙。但是无论今后有无压力，我都会“我行我素”。无论是“铁衣炮弹”还是“糖衣炮弹”，我都会秉持一个公民的责任——做我自认为应该做的事，包括继续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