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编者按
在中国，有两座故宫博物院，一座在北京，一座在台北。它们远隔千里，然而，它们却一脉相承；它们饱经沧桑，但是，它们却承担相同的使命。
不过，与偌大的北京故宫有所不同，台北故宫尽管珍藏60余万件的绝世珍品，但它的展厅却显得袖珍玲珑。2011年8月底，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表示，9月中旬将与岛内外有扩建博物馆经验的建筑专家商讨扩建计划，“大故宫计划”将把现有9500平方米的展厅再扩增数倍，达到6万多平方米。
台北故宫迎来半个世纪里的最大一次“扩容”。
从繁华的台北市区一路往北，驱车大约三十分钟，便进入一个名叫外双溪的旅游风景区。在幽静苍翠的群山之中，一片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群就这样呈现于每一位慕名而来的游客眼前。
这片建筑群的主题建筑分为四层，米黄色的基座，在柔和的阳光下能够产生一种类似丝绸般的纹质，与环绕其间的汉白玉栏杆互映生辉。这座主题建筑的最高处是一座阁楼，翠绿色的琉璃瓦镶嵌于金黄色屋脊之中，体现着中国建筑的魅力所在。
这里，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座诞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并且已经享誉世界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
60年前 国宝秘密迁台
1948年11月10日，淮海战役的枪声已经打响5天，整个南京的上空笼罩着一层凝重的气氛。
这一天，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杭立武急匆匆赶往南京市鼓楼区的一处私人院落。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等部门的其余6人，而负责接待他们的就是这栋官邸的主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
漂洋过海，
国宝驶离南京下关
这是一次非正式的秘密会议，大家越来越感觉南京已经岌岌可危，存于南京的文物恐怕也会遭遇难以想象的结局。这些文物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南迁的国家级文物。最终，8人一致主张将文物迅速迁往台湾,并推举杭立武全权负责文物迁台事宜。
一个月后，也就是1948年12月21日，国民党海军“中鼎号”运输舰悄然驶进南京下关码头。此时，码头上数百只大箱子也已被码放得整整齐齐。这些箱子一共有712只，分别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当中还有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其中就包括那份著名的《南京条约》。
“中鼎号”靠岸没多久，消息就不胫而走。海军司令部的家属们闻讯赶来，他们拖着厚重的大皮箱，冲破层层关卡挤上轮船。在他们心目中，或许此时的“中鼎号”已经成为“诺亚方舟”。越来越多的人朝着“中鼎号”飞奔而来，情急之下，杭立武立即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最终，在桂永清的劝说下，大部分人还是走下轮船，等待着没有确切时间表的下一班“诺亚方舟”。
第二天清晨，“中鼎号”秘密驶离下关码头，712箱珍贵文物也开始了它的长途旅行。
辗转流离，存放地从基隆到北沟
跟随这批文物一起迁往台湾的人中，有一对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夫妇，他们是庄严和申若侠。很幸运，他们的四个孩子也挤上了这艘轮船，庄灵是他们最小的孩子，那一年只有10岁。“当时我们就在那个大仓里面，文物是一箱一箱地摞起来，然后用绳子固定，上面包上油布。我们用梯子爬到上面去，睡就睡在那个文物的箱子上。”60多年后，庄灵在纪录片《台北故宫》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实际上，“中鼎号”的这次航行并不那么一帆风顺，狂烈的东北季风卷起层层海浪拍打着轮船，不仅如此，轮船的一个推进器竟然发生了故障，这让本就摇晃的轮船更加不稳。
4天后，“中鼎号”驶入一个海湾，这里就是台湾最北部的基隆港。庄灵依然记得，轮船靠岸那天，海水是碧蓝色的，阳光是暖暖的，船上的人们和那几百箱珍贵文物终于不再需要经受轮船剧烈的晃动。
那一天，是1948年12月26日。
几天之后，1949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考虑到大势已去，文物迁台的脚步也就更加快了一步。由于此时已经没有可以抽出的军舰，杭立武不得不租下招商局的“海沪号”。这是文物迁台的第二批，也是最多的一批，此次共运出3502箱文物，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数天之后，1949年1月29日，“昆仑号”从南京下关起航，1248箱国宝作为第三批文物踏上赴台旅程。
三批文物先后抵台后，除国民政府外交部文件存于台北，中研院文物暂存杨梅之外，其它文物皆辗转到了台中糖厂的仓库中储放。这里是台湾岛相对干燥的地区，对文物的保存较为有利。然而一旦糖厂开工，烟囱里冒出的烟气对文物的破坏极为严重。于是，1950年4月，文物开始向台中县雾峰乡北沟搬迁。北沟“背负群峰列屏障，面对蕉林万甲田”，而且附近少有人居住，这样的条件，对于文物护卫很是有利。
然而，毕竟储存的是绝世珍宝，这僻静之所仍然吸引了很多慕名而来的人想要一睹国宝为快。但那时的北沟没有可供参观的陈列室，工作人员只能临时用木凳支起一块木板，铺上白布，摆上十几件展品出来展览。一直到几年后，这样的情况才稍有改变。
半世纪前 台北有了“故宫博物院”
1956年前后，在杭立武等人的努力下，北沟陈列室正式对外开放，每次展出200多件文物，3个月更换一次展品。运台文物得以公开向普通人展示她的风采。
消息很快传开，随着前来参观人数的增多，天气也越来越热，陈列室内犹如蒸笼一般，每一位观众都是汗流浃背地欣赏国宝。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北沟并非最适合储藏和展览这些珍宝的最佳场所。
费尽心思，设计国宝之“家”
196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复苏，当局积极考虑发展观光事业，希望以一个进步、现代的形象来吸引游人到台湾旅游。
1961年初，存放在北沟的253件文物被送上东去的轮船。这一次，它们的目的地是大洋彼岸的美国。
意料之中，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征服了无数的美国观众。一年多的借展使得美国方面最终决定：为台湾提供资金，用于修建一个更大的博物馆，来收藏这些皇家珍宝。而在台湾岛内，与这个决定几乎同时传来的，还有台北故宫博物馆为新馆公开招标的消息。
最终，有5个建筑师的设计进入到最后一轮的参选。青年设计师王大闳的方案因为更符合现代建筑特征，被美国专家一致看好。然而，台北故宫方面似乎对这个有一些过于西化的设计并不非常满意，他们希望的是一个带有中国文化底蕴的建筑设计。最终，评委会还是把设计任务交给了原本担任评委的黄宝瑜，因为他的设计理念更符合评委会的要求。
台湾著名建筑设计师苏泽是黄宝瑜的学生，在回忆起50年前恩师黄宝瑜是如何设计台北故宫的时候，他这样表示：这个设计的理念使用了中轴线，因为中国人喜欢中轴线和对称。
黄宝瑜的设计方案中，在20公顷左右的土地上，这座由主要大厅和四周画廊及四隅小厅组成的中国古代名堂式的建筑，最终构建成一个对称的“器”字。正门的“凹”字形是从汉代的门阙演变而成。据说，黄宝瑜在设计方案中曾经这样描述：外墙之米色钢砖，其设计为连续之图案，于阳光转移时呈现出中国绸缎之纹样。当阳光自左上方入射时，则可获得四十五度角之阴影。人在影中，可得如北平午门前的感觉。
除此之外，台湾多台风和地震，尤其是地震对建筑的破坏最为严重。为了给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珍宝一个舒适安全的家，设计者可谓费尽了心思。在设计的时候，耐震的技术就比其它建筑物的抗震级别提高很多。除此之外，台北故宫的建筑四周都是方块，中间一个大厅。这样的设计基本与北京故宫一致，都非常有利于防火。一旦方块里有火警了，其它的三个门统统关掉。这样的话，也只有那一个方块有损失而已。
停下脚步，国宝住进“外双溪”
1965年，在故宫博物院成立40周年之际，台北故宫新址终于在台北郊外的外双溪建成。
不久，蒋介石前来视察，当听说新馆将于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之日开幕时，他不经意说把这个博物院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岂不是更有意义。就这样，新馆被定名为“中山博物院”。台湾当局“行政院”也公布了《国立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规程》，规定设置“国立故宫博物院”。而事实上，今天的中山博物院早已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因为住在里面的其实是台北故宫的珍藏。
1965年11月12日，新馆开幕。至此，运台文物才得到一个适当的保存环境。这座宫殿式的建筑，共有4层，29个展区，展示着中国历代帝王数百年来搜集的宝物，更珍藏着中国数千年来成千上万，绝世无双的艺术珍品。如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毛公鼎，巧夺天工栩栩如生的“翠玉白菜”，令人叹为观止的“东坡肉”，北宋汝窑“莲花式温碗”，以及2万多片甲骨档案、2万多件瓷器，近1万件书画真迹等等。
事实上，从建成的那天起，台北故宫已经作为台北市民生活中的一部分。外双溪，也因为台北故宫的落成而成为著名景区，一直到今天，台北故宫也几乎成为每一个到台湾旅游的人必到之处，对于所有同根同祖同源的炎黄子孙来讲更是如此。这片林木葱郁的山谷散发出从未有过的迷人色彩。
今日 台北故宫再续传奇
台北故宫落成后，它的设计者——黄宝瑜，毫无疑义地成为台湾建筑界的领军人物。数十年后，黄宝瑜定居海外，过着清净的生活。但是身体却一直不好，中年患肺病，后来又得了中风，留下左肢不便的后遗症。再后来，心脏也不好了，装了起搏器。
2000年，82岁的黄宝瑜在临终前对家人说：此生并无憾事，唯一是还乡之梦不成，手足无缘把握。这位远离故土，曾亲自设计台北故宫的建筑界大师，想在故乡江苏江阴开办一所美术学校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或许，有这样遗憾的，黄宝瑜只是一个缩影。不过，对于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这样的遗憾似乎随着时间的流淌被一点点弥补。
60载后，两岸之间“破冰”和“合璧”
隔绝60载后，2009年2月14日，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带团赴中国大陆访问北京故宫博物院，两岸故宫交流首度开启。同年的3月1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率团抵达台北，此行，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访问台北故宫博物院。
两个故宫博物院的这次互相访问，被外界称为“破冰”之举。自此，两岸故宫的交流，以及台北故宫与大陆地区其它文物艺术机构的交流便日益增多。这其中，“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展览最受关注。
2011年6月1日，由台北故宫收藏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与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富春山居图·剩山图卷》终于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这也是中国绘画史上的赫赫名迹360余年前被焚为两段后首次“合璧”。从某些角度来讲，《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的“合璧”似乎并不仅仅只是一次展览，“这也是一次与乡愁有关的展览，一个民族的乡愁，一个文化的乡愁。”
那么，这样一个拥有诸多顶级国宝，同时又承载无数人特殊情感的台北故宫是如何管理和运营的呢，发展中是否也存在难题呢？
45年来，台北故宫“细节化管理”
对于如何避免发生盗窃，台北故宫博物院“女掌门”周功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台北故宫的每个陈列室里有24小时监控，所有展品都放在玻璃柜中，并配备防爆装置，还有昂贵的红外线侦测系统，其敏感度极高，只要稍有点破裂就会启动报警。此外，对于员工的训练,更有几近苛刻的制度。比方说，当进入文物库房时，必须要有两三个人同行，决不能单独进入。或许，也因如此，建成开放45年来，台北故宫并没有发生过失窃。
那么，台北故宫是如何避免文物损坏呢？周功鑫表示，在工作人员进入库房后，移动每件东西都要求记录，要具体到每个时间点，从哪里拿到哪里及文物状况，只有经长期训练的专业人员才能接触到文物。而持拿文物细节也有专门训练。接触文物前，所有的首饰、手表等装饰物都要取下，以防文物被碰伤剐伤。而对于文物的搬运，周功鑫表示：“我们用推的方式，因为这是最保险的。我们铁箱里面有琅匣，琅匣里面有棉垫，还是那种老方法，（这样会）让它非常紧密。”
在北京故宫频频爆出“盗窃门”、“文物损坏门”之后，台北故宫在这些细节上的严格把控，近乎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将来，“更大的”台北故宫
与北京故宫所遇到的“麻烦”有所不同，很久以来，台北故宫都受到展区面积有限的困扰。
实际上，为了让更多的游客看到这些顶级国宝，在1965年台北故宫开馆后，又分别在1967年和1970年进行了两次扩建：在博物院两侧修建了两个清雅的至善园和至德园，更多的游人有机会来到这里学习和赏玩。
不过，即便是这样，台北故宫的展厅也不能满足68万多件的珍贵藏品大规模展出。展区面积有限，加上考虑到文物，尤其是书画等纸质或者绢质文物需要保护，台北故宫一直实行轮展的方式，每次总共展出的珍品一般在3000到4000件左右，展览时间在3个月到一年不等。而那些没有拿出展览的其余藏品，则都存放于后山山洞中的库房里，用铁箱储藏。
如今，正如文章之前所讲，2011年8月25日，台北故宫对外表示将开展“大故宫计划”。其目的就是“期能迎接增加之参观人潮、增进参观品质，……并提升故宫之国际声名”。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更大的”台北故宫就将在外双溪那片葱郁的山谷中熠熠生辉，它不仅依旧见证中国5000年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文明，还将继续向世人诉说着这片古老土地上所发生过的历史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