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等待了许久，这位传说中的“时尚教父”终于来了。当他坐定，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锁定在他时尚的西装与闪亮的光头之上。时尚教父，名士，设计鬼才，博洛尼家居“领导者”，这些原本似乎并无交集的元素却难得地集中到蔡明身上。
采访即将开始，突然发现他的眼角中竟泛着些许血丝，或许是因为拥有这么多的身份，也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新书《蔡明7姿16式》正处于宣传期，总之，他的工作被安排得很满。本以为在这样疲惫的情况下，蔡明会不在状态，不过，后来的采访证明这样的担心原来是多余的。
写书：圆了20年前的作家梦
《华夏时报》：在刚刚拿到您这本书的时候，不明白为何这本书取名为“7姿16式”，怎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名字呢？
蔡明：“7姿16式”的全称叫“7个姿势，16种生活方式”。
“7个姿势”的灵感来自包豪斯——德国现代设计的鼻祖，就是最适合中国人的7种坐、卧、躺姿势。“16种生活方式”就是把人归纳成16种人，根据16种人的不同内心需求来设计家，那么这个气氛和这个调调，就是能触动你的。这就是“7姿16式”。其实，装修不是赶时髦，应该问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华夏时报》：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写一本书呢？
蔡明：20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有个作家梦。那个时代是文学觉醒的时代，工人学生，读那些“不应该不让人懂，但应当允许有一部分诗让人看不太懂”的朦胧诗，对文学特别虔诚，跟向往革命一样向往诗歌。而且正好当时边上就有一个当时的小作家，现在的大作家石康。他是我们班的文艺先锋，中学就开始写十万字长诗。我也写诗，但发现写不好，最后都是跟石康做拍档：我嗓音不错，声情并茂，一有班级文艺活动，就是石康写诗我来念。虽然我在台前曝光率高，但写作的事儿，也就从此放下了。直到去年，轻工业出版社联系到我，要出一本关于时尚、生活方式、设计类的书，才有了我这第一本书——《蔡明 7姿16式》。
转行：做与时尚有关的设计师
《华夏时报》：你在书中写道，“我这种纯理工科学生最后成了设计师，看起来匪夷所思。”什么样的机缘让您从事了目前的时尚行业？
蔡明：其实当年上大学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喜欢什么。只是我发现我的性格当中一直有一种好奇心，一种对创新的本能。我原来也做过家电业，我发现那个产品太标准化，而且，比成本，我比不过成本最低的广东东莞；比品牌，我比不过青岛海尔这种大品牌。但是我发现我对时尚、潮流、生活方式的把握远远超越他们，所以一旦能灵活、不断创造的话，我就不惧怕任何其他的对手，所以我就转向了这种和生活创意、视觉相关的时尚家居行业。
《华夏时报》：您觉得这是找到了属于自己定位，对吗？
蔡明：可以这么说吧，基于自己的特点——也就是对时尚潮流的把握，最终选择一个不断创新，很美，和时尚相关的一个行业。
30年后：中国奢侈品将批量崛起
《华夏时报》：时尚圈似乎绕不开奢侈品，很多中国人也热衷于购买奢侈品，但是，正如您书中所说“中国现在的消费形式是炫耀式消费，第一，证明自己的货币数量；第二，犒劳自己”。对此，您怎么看？
蔡明：其实，奢侈品的核心在哪里？就是生活方式。买LV的最大理由不是因为它结实、耐用，而是因为拥有LV代表拥有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奢侈品代表的生活方式有独特的性格，它里边有设计师、制作者的各种情绪、记忆、灵感，不光是一个屋里材质堆砌的物品，还是一个精神容器。它象征着以一种人生理念为风格，而这种理念就能成就一类经典。
《华夏时报》：就目前来看，虽然很多国人追捧奢侈品，但是我们自己的奢侈品却并不多。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自己的奢侈品呢？
蔡明：第一，需要年代的积累。爱马仕、LV都已百年，但由于各种动荡吧，中国基本没有过百年的，老字号虽然过了百年，但是中间也或多或少的都易过主——被国营接收了几十年，现在的这个老总不见得就是当年那个家族的传人。日本最长的一个商号有800年了，我们呢？没有。
第二，凡是奢侈品都是有文化承载的，而不是说只是质量好。而且，你的文化要被认同，要进入主流文化。你比如说埃塞俄比亚这个国家，永远出不来世界级的奢侈品。那么中国和印度呢？目前也不支撑，但是他们有机会。也就是说，文化必须崛起，进入主流才有机会出现世界级的奢侈品，因为世界人要认同你的文化。
从1979年到2008年这30年，中国是GDP的崛起，不是文化的崛起。2008年奥运会上，张艺谋的开幕式是文化开始崛起的里程碑，所以2009年之后的30年，会是文化崛起的30年。然后再过30年，是文化进入主流的30年。所以，接下来的这30年，中国会出现一批奢侈品，但不多。然而，再过30年之后，当中国的文化像日本文化一样被世界接受，成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就会批量地崛起奢侈品。
《华夏时报》：您书中说“为当下的中国人设计幸福的生活方式”，您觉得现在的中国人幸福吗？
蔡明：我觉得现在中国人，当然也包括自己，都是不够幸福的。
我就觉得自己很累了，越干，企业越大；越干，越累；越干，越不快乐。我就想为什么？所以，“为当下的中国人设计幸福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我寻找幸福的过程，我在不断地去寻找新的东西来让自己快乐。
《华夏时报》：那您寻找到这种幸福和快乐了吗？
蔡明：这个是永远不会完全寻找到的。我发现：我们怎么也不可能像拉丁美洲人，甚至吉普赛人那么快乐。因为他们的快乐是骨子里的，追求心灵的极度自由。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是儒教国家，儒教国家的人都能成大事，但是生活都沉重。因为我们齐家、安邦、治国、平天下——都具有巨大的社会责任。拉丁美洲人和吉普赛人绝对不会想这个，也不会想孩子考多少分，更不会想孩子学习好了之后光宗耀祖。所以说，儒教国家的人有责任、勤劳、能够认真学习，并且成大事，但是不快乐，因为他们承受了太多的社会压力。
《华夏时报》：既使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在成大事的情况下尽量快乐呢？
蔡明：这或许就需要一种生活方式的调整，也就是心态吧。月有圆缺，对吧？你不接受，而只接受圆的那一天你才快乐，那剩下的29天你就不快乐？这其实是一个心态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