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1911年10月11日，农历辛亥年八月二十，河南安阳城郊的洹上村热闹非凡。这一天，是前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52岁的生日。尽管已“赋闲”在家，身无半职，但当天还是有许多官场大员前来祝寿。
两年前的冬天，清廷发布上谕：“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洹河岸边，他一边无所事事地垂钓，同时又在私下密切注视着朝廷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
当天中午，就在袁宅大摆酒宴、大唱堂会的时候，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这场剧变显然出乎袁的预料。然而，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则出乎更多人的预想——此前数十年，也曾有过无数的血雨腥风，但都未能扳倒清王朝，缘何武昌城内的意外一枪就让整个帝国轰然倒下呢？
职业军人主宰政治舞台
时间倒退16年，也就是1895年。
甲午战争，淮湘两军一败涂地，李鸿章骄养的海军毁于一旦，清军的无能也全然暴露。帝国上下，空前的担忧和不安，要求改革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
12月21日，肩负皇帝下达的练兵重任，袁世凯到达天津小站。袁接管以后，迅速改编成新建陆军，虽然还沿用淮军的营务处、营等名称，但编制上打破了旧军的框框，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陆军制度。袁在军制方面的改革，揭开了清军编制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国近代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小站练兵，奠定了袁世凯未来事业的基础。短短几年，他先后晋升直隶按察使、工部右侍郎、山东巡抚，更是长期执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权柄。扶摇直上的袁世凯，从此便隆重地登上历史舞台。
几乎与袁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开始在湖北展开大规模练兵。从某种角度来讲，他是把湖北新军作为自己的政治后盾，并暗中含有与袁世凯较量的成分。他先后开办了武备、武高等学堂，而且他要求招募的士兵不仅要身体强健，还要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如在武昌首义中打响第一枪的工程营，入伍者就为20岁以下的识字者。当时有人这样评价：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度被清廷视为“救命稻草”的新军竟然成为帝国的葬送者：张之洞编练湖北新军本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但它却成为武昌起义的主力；而也正是通过对北洋新军的控制，袁世凯才得以东山再起，并且威逼清室，胁迫革命。
此前，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势力虽然因拥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得以称雄朝野，显赫一世。但是，职业军人成为主宰中国政治舞台台前幕后的主角，却还是从袁世凯开始。“这等于间接否定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官体系。费正清对此有专门论述：当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于原有的儒生—农民—手艺人—商人范围之外，军人有了新的社会地位；军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取得了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作家张社生曾这样评价。
废除科举引发社会板结
实际上，“军官取得过去只给儒生保留的一些特权。”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已经出现。
1905年，在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袁世凯会同地方督抚一起上奏朝廷，请求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慈禧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决定废止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突然结束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传教士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中赞扬说：“停废科举一事，直取汉唐以后腐败全国之根株，而一朝断绝之，其影响之大，于将来中国前途当有可惊可骇之奇效。”但是，科举制度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场考试，它还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尽管袁世凯等新政的决策者们也及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然而，废除科举还是让底层上升通道被堵死，社会流动减少，清末社会出现了板结化。
科举废除，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最重要的进身之路便被断绝。年轻的还可进新学堂或者出洋留学；但那些已到中年，不能再进学堂且无力出洋留学的，该如何应对这一社会变动呢？山西举人刘大鹏发现许多读书人因此失馆，又“无他业可为，竟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者”。他不仅慨叹：“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士绅阶层遇上了从未有过的生存危机。
难以实现社会地位上升的，还有愿意图新的知识分子。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可以凭一技之长谋得一官半职，但多数人已被疏离在政治权力之外，他们不得不在有限的社会空间另谋生路。恰巧在1907年前后，各省需扩充新军，不少因废除科举而失去前程的青年士生只好加入新军。在随后的革命浪潮中，他们大多袖手旁观，甚至反戈一击。这是清政府在宣布废除科举时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历史学家萧功秦曾说：废除科举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和新时代价值之间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这种制度资源的丧失，同时也为清廷的覆灭起到了釜底抽薪的反作用。
此外，废除科举“还产生了两个根本的变化：一个是贫富的决定性增强，另一个是资源日益集中在城市，乡村慢慢衰落。以前念书的人主要都住在乡村，没有多少人需要到城里去为考试而复习。后来学校集中在城里，还要有钱的人才念得起。这样，对于乡下的穷人，这条路基本就已封闭了。然而中国人口中数量最大的，恰是这一群体”。作家陆建德等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中撰文表示。
“皇族内阁”是个坟墓
事实上，让清帝国覆灭的还有统治者一手炮制的“皇族内阁”。
20世纪初，很多中国人相信只要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大清的强盛就指日可待。1907年，立宪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也由主张“12年后实行立宪政体”，一跃而为“急进派”。实际上，袁虽支持君主立宪，但他却是想借官制改革削弱满人的政治特权，扩大汉族官僚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最终掌控内阁，限制君权。不久，光绪与慈禧先后病逝。年幼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对袁非常痛恨。1909年1月，载沣以皇帝名义下诏令袁“回籍养疴”。
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发动了第十次武装革命——黄花岗起义。“清政府没有把黄花岗起义当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因为类似的革命党起事并没有影响立宪运动的进程，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轨迹。革命党人所说的‘黄花岗起义’在清廷看来，就是一起平平常常的‘乱党潜图起事’，……太阳照常升起。”在《1911年中国大革命》中作者马勇这样写道。
一个星期后，清廷宣布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成立了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这显然是一个以满清皇族为中心的“皇族内阁”。
立宪派人士终于醒悟过来：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死也不会放弃掌控国家的权力。他们对清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清廷终于用自己的手，将最重要的盟友推给了革命党，陷入低谷的革命运动立马获得了新动力。”马勇写道。
除此之外，“皇族内阁”还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是早已称霸一方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的态度了。可以说“皇族内阁”直接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并且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为自己挖好了坟墓。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让帝国开始变得混乱。无奈之下，载沣连下谕旨起用袁世凯。11月1日，奕劻辞职，朝廷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不久，隆裕太后降旨，准许载沣辞去监国之位，不再预政。这场权力斗争中，载沣彻底落败。在起义不断、科举废除、“皇族内阁”破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接连炮轰下，此时清帝国的行政体系主导权已由袁世凯等“大人物”以及各地革命党等民间组织所代替。
1912年2月12日，再有5天，辛亥年就要过去。这日清晨，在袁世凯开始一天晨课之时，紫禁城养心殿里，隆裕太后领着6岁的溥仪颁发了“清帝退位诏书”。清帝国268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也从形式上结束。上午，有人拿着溥仪的退位诏书送到袁世凯手中，已知天命的袁世凯在一番努力后，目标离他越来越近。
清帝国的灭亡，并不意味着袁世凯的谢幕。相反，他开始以另外的身份出现于那个之后的历史舞台之上，并创造了另外一个“帝国”。只是很可惜，他的“帝国”大业并没维持太久，便以悲剧收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