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孟山 北京报道
只要不是“80后”，恐怕多数人都会知晓“田连元”这个名字，20多年前他因评书《杨家将》名扬全国。他出身于评书世家，小学五年级便辍学从艺，23岁即成为本溪曲艺团团长，后来被下放农村，再后来恢复从艺。日前展现其人生历程的《田连元自传》一书，由新华出版社推出。书中，他以自己70年生活的酸甜苦辣和经验感悟，加上常年说评书式的独特语言风格，在行云流水般的表述中，将自己的人生往事娓娓道来，即使讲苦难之事也不乏调侃，体现出年过古稀之人的洞达。
从上广播到上电视
《华夏时报》：到现在，您一共说了多少部书？
田连元：记不清了，没统计过。长篇能有个几十部吧。现在说书，一般是说在电视上、广播上说过的，其实还有很多不是在这里说的。要说我说过的书，一辈子说多了去了，一年到头总说。
《华夏时报》：我听《杨家将》最多。
田连元：那时候你应该年纪还小，我也是从很小就听《杨家将》这部书。我父亲那辈人就老说，所以我也很熟，包括人物啊，情节啊，都比较熟。所以，那部书驾驭起来也比较方便。
《华夏时报》：您什么时候开始在广播里说书？
田连元：广播里，我说的第一部书是《欧阳海之歌》，应该是六几年。当时，东北有两个领军人物，袁阔成、杨天荣，我们比他们差一代。但是，说新书呢，有很多老艺人就不会说了。我那时候由于年轻，读的小说比较多，所以我说新书没有那么大的阻力，所以，1965年辽宁省的“说新唱新曲艺汇演”，我创作了一个段子，叫《追车回电》，一炮打响。完了之后，他们找我录《欧阳海之歌》。那算是我在省内初露头角，24岁。
《华夏时报》：后来又到电视上去说。
田连元：那就是很长时间以后了。196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人约我来北京录书，结果我想来没来成，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下就是10年，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6年，我从农村回来。再后来，就恢复说传统书了。那个时候，我就录了《杨家将》，1981年，那是广播。我的《杨家将》反响非常之大，但直到1985年，辽宁电视台想把评书搬到电视，这我才又录的《杨家将》。1986年，就在东北三省交流了，1987年1月1日在北京电视台播出。
《华夏时报》：从广播评书到电视评书，转变有压力吗？
田连元：其实，评书走进广播，伪满的时候就有了，辽宁、天津、北京，都有。电视普及以后，评书搬进电视，对我来讲，还是有点压力。因为电视播出一次只有20分钟，不能跟书场的说法一样了。书场是2个小时1个单元，我一上来，可以不紧不慢地铺叙，把昨天的书说一说，声音可以低一点，一点点来，半个小时以后才真正进入状态。但是，电视就不允许了。
《华夏时报》：20分钟就完了。
田连元：所以，就得开门见山，一针见血，马上就得让观众听明白你要说什么，而且，每一段里面都应该有一个核心事件。所以，我当时就说，电视里说评书，要么有点事儿，要么有点哏儿，要么有点劲儿，要么有点趣儿。要没有这几个，观众凭什么看20分钟。
《华夏时报》：就像在现场表演。
田连元：对。就是你不看不行，必须得睁着眼看，不能光闭着眼听，因为我有的地方没话。刚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就嘀咕，电视剧1分钟变6个画面，拍不好都没人看，现在一个人在这儿白话20分钟，谁看呢？还有人发奇谈怪论，说评书是听的艺术。我说评书没有广播的时候，它是在舞台上表演着给大家说的，观众都要睁眼看的，历史上柳敬亭，宋朝的王方玉、张山人，之所以火，不仅仅是靠语言，还有表演在内，所以我说，说评书是听的艺术，是不懂评书。评书要全方位连听带看。
《华夏时报》：它是一种表演艺术。
田连元：对啦，它是一种表演艺术，它是听和看并重的一种艺术。因此，我的《杨家将》当时录的时候，我就强调了这一点，加大表演幅度，加强了语言修辞，语言要精练，20分钟，让人得有听的、有看的、有琢磨的。东三省以后，1987年到了北京，掀起了一股高潮，当时很热，新华社派记者到辽宁采访我。其实，我当时不知道北京啥情况，不知道播我的书了，后来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的。
评书的前景
应该不错
《华夏时报》：现在电视评书好像不如以前了。
田连元：现在，“电视评书”这个栏目都没有了。为什么呢？播了20年，从1985年到2005年。20年的日播节目，天天都要播，这得天天有内容。谁来说？我录了几部书就离开了。后来，全国各地的人都来说，这就难免良莠不齐。等播到差一点的时候，收视率就下来了。中央电视台是末位淘汰，不行就得拿下来。后来，就拿下了。在这之后，我也想，是不是评书艺术不为青年人接受了？为这事我去北京大学说了两回书，很火，青年人很喜欢。我一看，不是这么回事。这门艺术本身没毛病。
《华夏时报》：不过，现在车多了，广播评书又有了。
田连元：对，电视是下来了，广播兴起了，很多广播（台）都有“评书频道”，有的叫“评书故事频道”，从早到晚，一直都是评书。最早是廊坊广播电台，就叫“评书故事频道”。
《华夏时报》：看得出来，您对评书艺术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田连元：对，我是比较乐观。有很多人说评书艺术不行了，我不这么看。从历史上看，评书艺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着雄厚的观众基础。老百姓原来的历史知识都是从评书中得来的，这是它的一层意义。再有，这种艺术历经那么久远，从秦汉、唐宋到现在，评书艺术没有断代，历代的笔记小说里都有痕迹。它是中国传统艺术的活化石。如果说还保留着古代的艺术形式，至今没变样，那就是“评书”。杂技也算一个，但是现在的杂技中，声、光、电都用上了。评书的基本东西没变样，1人多角，靠1个人的艺术感染。评书艺术的内容不受限制，只要你讲得好，讲得别人爱听，它能与时代共进步。有人说，现代科技这么发达，都去看声光电了。我说，人不能老看这个，人都有求安静的一面。而且，评书艺术也在走进各种技术形式。
《华夏时报》：网络？
田连元：对。有了电视，评书走进了电视。现在有了网络，评书又走进网络了。一个司机跟我听了60多部评书，我问，你怎么听的？他说在网上听的，下载的，爱听就可以在车里听。就像我说的《隋唐演义》，改成了各种形式，电视里已经做成动漫了，动漫评书。所以，你有了什么东西，评书就可以渗入、介入到什么东西里。由于评书是一个人的艺术，它本身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可以变化多端。所以，你看电视有讲故事栏目，比如，王刚讲故事、牛群讲故事，巩汉林也讲故事去了，说相声的都讲故事，其实，讲故事就是评书的基础技术，最起码得把故事讲明白。再有，电视节目主持人，手里拿把扇子，煞有介事地“话说”，这都是评书的表现形式。为什么要这么说？就因为评书艺术最易接近群众，也容易被群众接受。
《华夏时报》：用现在的话说，有点草根艺术的劲头。
田连元：形式上是草根，但是内容不草根，表现的是帝王将相，历史兴败。其实，是说书人的修养决定着评书的层次，历史上的评书家，既有在庙堂的，也有草根的。宋代的王方玉，是宋理宗的宫廷说书艺人，是拿官饷的，讲古今中外，兴亡之理。所以，后人说王方玉“耸动九城三寸舌，贯穿千古五车书。天下奇事皆能说，世间鸿儒有不如”。同时，宋朝的张山人，也是说书的，发明了17字诗。原来我以为“三句半”是文革中创造的形式，后来我一看是说书人创造的，头3句5个字，最后1句2个字。比如当时流传，“丞相不丞相，官银入私囊，百姓都说好，混账”，官府以为是张山人编的，后来发现不是，是老百姓学着17字诗编的，可见其影响。所以，我认为评书不会衰亡，只是要看以什么形式再出现，科技越发达，有可能越兴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