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李爱明 北京报道
10月16日，《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画家周令钊、陈若菊夫妇。采访的地点位于北京的湖南大厦，湖南是周老的故乡，当天，92岁的周老和84岁的陈老，正在为湖南大厦绘制一幅巨作——《湘江北去》。老人告诉我们，他希望大家在看到这幅长沙全景式美术作品后，能够认识长沙和了解长沙。能够依稀感受到，老人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期望都寄托在了那饱含深情的画笔和颜料之上。
尽管走路的时候拄了一根拐杖，然而，老人的步子却并不迟缓，甚至上下电梯都不需别人搀扶。而在长达近3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回忆起诸如绘制毛主席像、设计人民币和国徽等“历史往事”之时，老人的思路依旧清晰，言语表达也极为流畅。这多少出乎记者此前的预料。
为开国大典画毛主席像
《华夏时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您所画，您什么时候接到这个任务？
周令钊：大概是在开国大典之前20天吧，反正离开国大典没多长时间了。
《华夏时报》：当时之所以选定您来画毛主席像，这其中原因您知道吗？
周令钊：当时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肖像画家和油画家，为什么找了我呢？我也一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画了几张了。第一张是北京的地下党公开大会。第二张是在国共和谈的时候。1949年1月，傅作义起义，北京解放了，这是经过和平谈判得来的啊。大家就希望全国解放也是通过和平谈判，就不要有打打杀杀了。这样，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行了一个国共和平谈判，国共两党都各派代表参加，周总理主持，南京方面是张治中、邵力子等7人。开会需要布置会场啊，上面就找我，让我布置会场，我就带着我们班这帮学生（周令钊笑着看了看坐在对面的陈若菊，夫人陈若菊当时是他的学生）进驻六国饭店，会场的毛主席像就是我画的。或许当时周总理也看到了那幅毛主席像，觉得还可以？当然，这是我的估计了。后来，让我画开国大典时的毛主席像，是不是和之前这两次画毛主席像有关系呢？这我也不知道了。
《华夏时报》：接到这样的任务，会很紧张吗？
周令钊：好多新闻记者一上来就问我会不会紧张。讲实际的，我不知道什么是紧张，是紧张不已？还是不知所措？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当时让我去天安门画毛主席像，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好事儿啊，而且毛主席是我们湖南老乡，这就更高兴了，所以呢，我们两人就不是紧紧张张的，而是高高兴兴的，去天安门城楼画像去了。
《华夏时报》：据说后来聂荣臻元帅去检查画像的时候，还曾建议你们把主席画像上的扣子给“扣”上？
周令钊：当时主席上衣最上面的扣子为何会没扣呢？因为我们看到的照片上就是开着的，而且我呢，也觉得这样很好，有一种很潇洒的味道，对吧？还有几天就是开国大典，快要画完的时候，聂荣臻元帅就到天安门城楼上去看我们的画像了。他当时是北京市的市长，因为毛主席画像很重要嘛，他去提前检查一下。他来了之后，我们就请他提意见，他看了看说画得很像，无论是眼神还是表情，都很不错。但是，他说开国典礼毕竟是个很严肃的时刻，主席的风纪扣还是扣着的好。元帅这样说也是对的，这样一个神圣的时刻，应该要严肃。所以在元帅走后，我呢就把那扣子给“扣”上了。
《华夏时报》：当时画像下面是有“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吧？
周令钊：是这么一回事儿，最开始按照上级的要求，画像里面是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因为当时中央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放上去是有道理的。但在开国大典前一夜，画像挂到天安门城楼上后，又临时修改掉了。
《华夏时报》：为什么突然连夜又修改掉呢？
周令钊：开国大典前一夜，我好几天没休息了，太累了，画像挂到天安门上之后，我就回家睡觉了。后来，周总理来说这五个字还是不写为好。因为当挂到城楼上之后，这几个字显得特别小，而且离得远了还看不清楚。大概夜里11点，有人来敲门了，说“起来吧，事儿还没完呢”，我说怎么会呢？他说领导看过之后觉得“为人民服务”那几个字还是去掉的好。但是，去掉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天安门城楼那么高，而且那时候，没有升降机，也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怎么办呢？我们就把二三个梯子用铁丝什么的绑起来，将梯子那头搭到画像下面。因为梯子是“绑”起来的，加上我手里拿着颜料、笔和桶，所以摇摇晃晃的。那几个字很宽，我就爬上去画一部分，再爬下来，挪挪梯子；再爬上去画一部分，然后再下来挪梯子……
设计人民币
“背后的秘密”
《华夏时报》：其实除了画毛主席像之外，您在此后还做过一件很“神秘”的事情——设计第二套人民币，这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人民币吧？
周令钊：对。1950年，当时我们美院的党委副书记罗工柳，他曾经设计过第一套人民币，他找到我，让我和他一起设计第二套。我一听也是很高兴啊。设计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机器是美国人的，设计的钞票形式也是受到美元的影响。这次我们在设计第二套人民币的时候就想用一些中国自己的元素，我就和另外一个搞钢刻的同志一起去写生和临摹，颐和园啊、故宫啊、云冈石窟啊……我们就从这些有中国特点的建筑雕塑和雕饰中找寻启发。所以你现在去看第二套人民币的话，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有浓郁的中国民族气息。
《华夏时报》：据说您当时还必须要瞒着家人对吗？
周令钊：是呀，我当时要住进印钞厂去，家里是不让知道的。（这时，一直坐在我们对面的陈若菊女士笑着解释：“不是他要瞒着我，是上级领导要求的，因为这是保密的事情。当时组织找到我，对我说‘令钊同志接到一个国家交给的重要任务，你不要问是什么，知道了反而是个负担。反正每个礼拜天回来一趟’。我说好吧。”）
《华夏时报》：不过，后来您和夫人都参与到了人民币的设计中。
周令钊：那是1958年设计第三套人民币的时候，都已经距离设计第二套很长时间了。
《华夏时报》：在设计的时候，据说最初毛主席不同意把自己的头像用到人民币中？
周令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责问我：“你设计人民币时，钞票上面的天安门城楼上为何不画毛主席像？”我就跟他们说，我设计的草图上是画了毛主席像的，但是毛主席亲自看了设计草图后说钞票不要画我的像。要上钞票，是要在这个人盖棺定论之后才能上，不然，什么人都可以上。所以尽管草图上有毛主席像，但是在印刷的时候是没有的。这都是有资料的啊，所以造反派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华夏时报》：后来您又参与设计了第四套人民币，并且最终把毛主席、周恩来等四位伟人像设计上去了。
周令钊：其实在设计第四套人民币的时候，本来定的最高数额就是五十元，上面画着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头像。后来上级下来一个指示，说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要加印一个一百元的。那么还得画头像啊？工、农、知识分子都画过了，那一百元上面画什么呢？正好那时候有一次国庆游行，我们看到了队伍中的毛主席像，我们就商量着能不能把领袖的头像印到钞票上，而且，这时候四位伟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已经去世了。最后，中央批准了，我们就那样做了。
《华夏时报》：有报道说一个女孩的头像曾经上过人民币，人民币头像上的人物是照着某一个特定的人去画的吗？
周令钊：这些话你就不要听，这个我们事先就想到了。我们要画各民族人物的头像，就到新疆、内蒙古等各个地方去写生。假设我要画一个青年，我们可能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进行了写生，但是真正在上人民币的时候，我们都是综合了许多人物形象进行的重新创作，不会只是照着某一个人进行创作的，那样的话，放在今天不就是侵犯肖像权了吗。
国徽是集体的创作
《华夏时报》：在建国一周年时，您又参与到国徽的设计中来，当时除了您还有谁？
周令钊：当时有两个小组：中央美术学院是张仃、张光宇和我，清华大学小组是由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为代表。不过，两个小组最后拿出的是三个方案。梁思成是个对中国传统艺术很有研究的人，他代表清华设计的是“完璧归赵，还政于民”，周围是“玉璧”，中间是五角星；张仃、张光宇是这样设计的——周围是齿轮、麦穗，底下是天安门，上面有一颗五角星。不过，一看到他们这个呢，我感觉有点像越南的国徽；我就想五颗星不是也很好吗，而且还有中国的特点。于是，我就提出了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构想。
《华夏时报》：那么，方案挑选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周令钊：开会的时候，我没去，我们组的组长张仃去开的。他回来后告诉我们确定了上面是五颗星，下面是天安门的那个构想。之后，美院的这个构想拿到了清华大学去成形。清华大学平面图案画好以后，就交给清华大学一个教师，叫高庄的，去制作浮雕。高庄是我在武昌艺专时候的老师，我的这个想法通过老师的手完成，巧合啊。他做完之后，国徽又有很大的发展，造型完善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国徽了。
《华夏时报》：这样看来的话，国徽的整个创作，不是很多人所认为的只是某个人或某个单位单独创作的？
周令钊：国徽创作就是一个集体创作。
以前报纸上登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国徽是谁设计的”，里面说其实国徽是周令钊设计的。我一看就紧张了啊，就不是高兴了啊。我就立刻也给报社写了一封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我说国徽的设计应该是一个集体创作，不应该说是某个人设计的。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人，那也不应该是我，你应该去找高庄，因为最后成形是在他手上成形的啊。但是，高庄也不认为国徽是个人作品，他也认为国徽是集体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