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
不解决主权债务危机就不能移除欧洲银行体系中的脆弱，而不稳定银行就不能解决债务危机——14、15日两天在巴黎召开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终于承认了这一点。财金官员们现在必须继续行动，在23日举行的欧盟峰会和11月3日召开的G20首脑峰会上解决根本性问题。
束缚欧元区的银行债务状况具备形成一个“恶性反馈循环”的一切因素。因此，这种状况拖得越久就越难解决，要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也会更大。在几个月来一个又一个的即兴决定之后，令人高兴的是决策者终于开始寻求共同的政策。但这不能光体现在安抚性的语言上，而是必须迅速克服在以下三个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首先，决策者们应该更清楚地说明谁的资产负债表将挑起重担。目前的分歧远远超出了是否由私人和公共部门分担债务。在公共部门的组成（包括债权国和债务国的纳税人之间的分配），以及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货币组织分别承担的份额上，各国也没有达成一致。
第二，不管援助基金如何组织，可以有效流入系统的注资机制却无多。传统的输送渠道多数已经堵塞，在可能性一向难见的体系下，新渠道的建立也困难重重，更不用说现有的挑战也难以克服。
第三，更困难的问题是条件的制约。美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受援助国不做出可以看到的改变，满足前两个条件也照样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但让事情更有趣的是，领导人必须在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同时，应付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不利影响，限制对公共财政的消耗，并保卫货币组织的公正。他们还需要对偿付能力与流动性、紧缩与结构改革、旧债与新资金流、金融援助与挤入效应加以更明确（且政治上更大胆）的区分。
回想希腊，由于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过去两年的解决方法均以失败告终。希腊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扩散到了欧元区其他国家，欧洲央行和IMF的机构信用与资产负债表也受到了侵蚀。各国官员现在必须撼动希腊的调整方案和融资。这需要更大范围的债务分担，包括对债务的私人持有者进行更大幅度的减值。新的私人资本流入也应得到部分担保，以帮助希腊收到的特殊资金流往鼓励投资与未来增长的方向。欧洲央行和IMF应该回归其核心职能，目前的作用交由升级版的欧盟工具代替。在更长期内，应作出有意义的结构改革，放弃对预算紧缩和私有化的过度（且不现实的）依赖。
最后，也是最有争议的是，欧元区的整个架构需要得到修改，使其能让希腊这样的成员国，在陷入极度困境时重新拥有支配一系列更广泛的国内调整工具的权力，包括独立的货币与汇率政策。
这些因素中的一些（不是全部）还出现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流动性和借贷成本问题必须在它们发展成偿付能力问题前得到解决。解决办法包括用部分担保（而不是由欧洲央行购买债券）来降低借贷成本和吸引私人资金，坚持公、私联合为银行进行股权再融资，及倚重结构改革，而不是预算紧缩。
同样关键的是，要进一步明确中期稳定欧元区是否需要在目前的配置下或是在范围更小的一组国家中建立一个财政联盟。毫无疑问，这些问题无可回避。希望在未来几周，我们会看到各国领袖从领导力的角度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发现危机或将越来越严重，而问题也更难以解决。（兰晓萌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