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 马晓霖
肇始于2011年年关前后的突尼斯街头骚乱，在此后11个月里演变为覆盖整个北非西亚的“阿拉伯之春”，相继推翻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三大强人统治，将也门总统萨利赫和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逼至绝境，还波及沙特、巴林、约旦、摩洛哥等王国，进而呈现十分罕见的地区性政权垮塌“多米诺骨牌”效应。
在多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同时，人们也日益忧虑地看到，原本基于底层而非精英，源于民生而非民主的本色或无色运动，原本反映各国民众简单诉求和变革愿望的运动，随着时间的迁延，特别是各种内外势力的不断介入和借用，已多少有些异化变质。确切地说，这场以改善民生民权、追求社会公平和结束威权统治为主旋律的街头运动，正由当初的无色无味逐步变色变味，体现为伊斯兰激进势力纷纷借机上位的“绿色”运动，以及美国主导的利己主义选择性干涉。
宗教势力
——被放出魔瓶的精灵
保守或激进的政治伊斯兰思潮和力量，一直是中东威权世俗政府的打压对象，受到各种紧急状态法规的五花大绑，甚至被密不透风的专制魔瓶死死罩住，直到2011年狂飙突起。
10月27日，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倒台后首次制宪议会自由选举结果出炉，3月刚刚成立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竟然获得全部217个席位中的90个，以41.47%的支持率，成为制宪议会第一大党。随后，其二号人物被指定为首届过渡政府总理。
突尼斯政治生态一夜“绿化”，如此突然而不可思议，堪比本·阿里一夜出逃，令人大跌眼镜——要知道，突尼斯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最成功、最彻底甚至走过头的国家。这个全盘西化以至严禁妇女在校园戴头巾的穆斯林社会，居然在专制政权崩溃的10个月里出现历史性逆反，让宗教党派掌握政权牛耳和国家命运。
就在突尼斯大选的前夜，东邻利比亚也高高竖起伊斯兰大旗。10月23日，夺取江山的“全国过渡委员会”公开向世人勾勒出新利比亚的政治光谱，其负责人吉卜利勒宣称，“作为伊斯兰国家，我们将伊斯兰教法作为主要法源，任何违背伊斯兰教的法律都将无效。”这位前政府司法部长甚至直露地颠覆他曾经维护过的世俗禁忌，不再禁止一夫多妻，也不再鼓励女子离婚。
与突尼斯运动不同的是，利比亚“十八路诸侯”在发动反抗卡扎菲统治的初期，就因宗教分子的加盟而令西方犹豫。由于“基地”组织外围同党及来自伊拉克战场反美老兵的合流，这个“杂毛党”几度不屑求助西方，也曾遭受美国冷淡。当叛将尤尼斯被私刑处决，前伊斯兰战斗团魁首萨迪克替补为反对派军事首脑时，终结卡扎菲“绿色事业”的运动已然被注入新的绿色内涵——伊斯兰分子主导着这次沙漠运动的走向，也必然里外翻新这个具有悠远部落传统的社会。
其实，对“绿祸”的恐惧并非始于突尼斯和利比亚，而是比它们更往东也更具核心地缘政治位置的埃及，甚至在开罗广场运动飓风乍起之时。美国政府最初力保穆巴拉克统治，以色列领导人四处游说救其于倒悬，沙特国王甚至电话怒斥奥巴马背信弃义，凡此种种只为一个目的，让穆巴拉克及其代表的温和世俗政权控制埃及，阻击在埃及社会存在近一个世纪的激进宗教团体穆斯林兄弟会从中渔利。
但是，穆兄会已树大根深，不仅早已控制各种行业协会，借助发达密致的社会服务网络形成看不见的“第二政权”，并智慧地顺势而为，巧妙摘取埃及运动的初步果实。穆巴拉克刚下台，穆兄会就参与和推动修宪与公决，并成立名为“自由与正义”的政党，虽然它高调宣称决不在未来大选中竞选总统，也无意谋求议会多数，但它也颇为自得宣称，有望夺取45%左右的议席。以网络青年和大学生为引擎的埃及运动，已被迫将国家发展的方向盘拱手让与穆兄会，未来的民主埃及不得不面临绿色打底的政治格局。
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运动也几乎沾上绿色瓜葛。也门内乱，从一开始就被萨利赫歪曲为恐怖与反恐怖、世俗与反世俗的政治斗争，而非和平示威者及其反目部落卷入的宪政危机。已在阿拉伯半岛做大的“基地”武装似乎有意配合萨利赫唱双簧，一度攻占南部阿比扬省省府津吉巴尔，并宣布成立“伊斯兰酋长国”，当然，反对者指责萨利赫故意放水，以向西方显示自己的反恐价值。
巴林街头之乱始于占人口多数却拥有极少权力的什叶派的不满。很快，这场平权运动被巴林王室刻意描述为伊朗操纵的宗派之争，进而在美国默认和沙特协助下被武力平息。无论如何，这是两种宗派势力的博弈，当然，也是亲美反美阵营的博弈。
约旦穆兄会在民生运动风起云涌之后也逐步兴风作浪，并以4月15日萨拉菲分子抗议政府美以政策引发大规模流血骚乱而达到高潮，也预示着前所未有的绿色危害。所幸的是，约旦穆兄会的主体暂不打算挑战哈希姆王室的统治合法性，但是，阿拉伯国家王权与宗教彼此借重的传统表明，这种政教和谐并不意味着街头运动的天平一定不倒向宗教势力。
当然，已造成3000多人死亡的叙利亚内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宗教化、政治化，但也是至今最看不清楚的一盘残局。
功利性干涉
——利己主义的怪胎
这场阿拉伯运动，不止变色，而且变味。变味的突出表现，就是普遍存在的堂而皇之的外来干涉，或以人权与自由之名，或以维护地区稳定之名，而被颠覆的不仅是令人讨厌的政权，还有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以及基于主权原则建构的国际关系基本法则。
“利比亚战争模式”，是典型的“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实践，也是第一场由安理会一致授权的干涉战争。动机和目标是崇高的：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建立禁飞区，制止交战，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但是，过程与结局却是荒唐的：禁飞行动变成无厘头的对潜在目标毁灭性轰炸；制止战争变成明火执仗的拉偏架和助推内战；遏制人道主义灾难却也制造更多伤亡和难民……
美国为首的北约及其地区盟友，以10亿美元军费和零伤亡的微弱代价，取得辉煌而完美的战绩，却也创立不良记录：高举人权旗帜和安理会授权，颠覆一个联合国成员国政权，进而也颠覆了联合国宪章特别是集体防卫条款，以及支撑国际关系框架的主权原则。
更令人错愕的是，同样关乎人权、自由与民主，外来干预在巴林首都和沙特东部省则是另一种味道：因为巴林设有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也因为巴林处于抵御伊朗势力西进前沿，美国就可以纵容巴林王室出动美制坦克和装甲车驱散示威者，就可以默许甚至公开肯定沙特发兵巴林协助维稳。
同样关乎人权、自由与民主，外来干预在也门宪政危机中模棱两可和无所作为，以至死亡上千人后，也门总统依然安之若素，仅仅因为他是美国的反恐伙伴，仅仅因为也门是遏制“基地”组织的新战场。
依然是关乎人权、自由与民主，外来干预在叙利亚危机面前依然软弱无力，面对3000多人的死亡，面对反对派的呼唤，却避而不谈甚至公开否认建立禁飞区的可能，原因仅仅是叙利亚地缘位置十分重要，仅仅是担心大马士革政府被长期打压的穆兄会取代，进而构成更不利于以色列和美国地区利益的力量配比？
本·阿里执政期间，他实施的反伊斯兰化政策甚至超过西方国家，针对伊斯兰激进力量的打击也不遗余力，但是，政变来得太快，以至于美国反应不及，而法国一度错压筹码，它们都未及考虑运动的“绿化”后果。
穆巴拉克在运动之始就敏锐地穿刺美国等西方世界的政治神经，试图将街头运动抹绿，怎奈穆兄会太聪明而青年学生太强大，美国先是两边下注继而抓住埃及军方取代穆巴拉克，以较小代价干预并推动着埃及内变的后续发展。
卡扎菲面对内乱大喊冤屈，向美国和西方大表反恐忠心，无奈部落内质瞬间权力分崩离析，而法国要乘机杨威立腕，并以盟友之谊绑架无心且无力的美国一并干预，至于后卡扎菲时代谁主沉浮，不是萨科奇优先考虑的选项，因为他急于保住草率承认的利比亚反对派免于覆亡。
萨利赫倒而未倒的关键是及时摆出“基地”组织的稻草人，使得依然为恐怖焦头烂额的美国几乎不愿插手也门乱局，进而形成分裂、对峙长达半年而不决的拉锯奇观。
干预不干预，只为利益，只为便利，不为道义和价值观。这就是美国及其盟友在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恰恰是这种表现促使叙利亚的巴沙尔把内乱定性为“泛阿拉伯与泛伊斯兰的对决”，是当局对穆兄会持续半个世纪的弹压。
也许是“恐绿”效应太过明显，如今崛起的宗教党派，从突尼斯到埃及，从利比亚到约旦，在高举绿旗的同时，无不表示将尊重女权和世俗价值，借以安抚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恐惧。
至此，阿拉伯之春的局限性和表层性已昭然若揭，而宗教势力得手以及外来干涉的为与不为，都让熟悉阿拉伯历史的人们感觉到某种轮回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