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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沁鑫:欲望正在腐蚀我们的心灵

陈相乐 2011-12-9 20:34:12

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晚上7点,国家话剧院3楼排练厅。舞台上,一群近乎癫狂的“病人”们在歇斯底里着。那语言,那举止,犹如置身精神病院;舞台下,一个留着干练短发,戴着黑边眼镜的女人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每一个“病人”。那眼神、那神态,仿佛一座严肃的雕塑坐像,显然她是所有“病人”的“指挥”,她就是著名话剧导演田沁鑫。他们正在排练的是12月10日即将公演的话剧《大家都有病》。排练间隙,田沁鑫就该剧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被朱德庸“忽悠”了
    《华夏时报》:在《大家都有病》之前,你执导的话剧中没有根据漫画改编的,这次为什么会把朱德庸的漫画搬上话剧舞台?
    田沁鑫:当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依据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朱德庸《大家都有病》漫画,另外一个是他书里的序言。漫画给了我对这个戏的整体形象,序言给了我整个戏内容的创意。
    朱德庸说过一句话:“亚洲人先是被贫穷毁坏过一次,现在又正被富裕毁坏着。”这是他对整个时代的一种感受。此外,他还对社会人群有一个诠释:“一半的人以正确的方法做错误的事情,一半的人以错误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这两点对我要做这部戏也有很大的启发。
    《华夏时报》:朱德庸的书是四格漫画,故事情节也基本独立,把它从一本漫画变成一部话剧,需要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故事线索吧?
    田沁鑫:确实是这样。虽然朱德庸的漫画沁人心脾,但作为一部话剧,如果没有故事,你会很难撑起两个小时,到那时,观众就会疲劳。四格漫画只有一些小的情节或情绪,大的情节和情绪是没有的,甚至连故事也没有。在和朱德庸聊天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引子——“一个试图自杀的极品失败男,以不是他所愿意的方式死去,他到了死神的世界,阴差阳错获了一个大奖,死神让他返回人间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引子编剧了整个故事。
    《华夏时报》:据说为了写出满意的故事,你前后写过8稿,“讲故事”是否是整个创作最难的部分?
    田沁鑫: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我开始做了6稿,基本都是按照朱德庸漫画做的,很头疼,就像做数学题。后来又全部推翻了,因为太像朱德庸漫画的气质,这样的话,朱德庸完全可以找一个台湾作家和导演,干吗找我呢?而且我也不能做成一个台湾文艺剧啊。所以,我决定要好好讲故事。
    后来我在台北看《丁丁历险记》,也是讲故事,与我不谋而合,我就醒悟了。像《丁丁历险记》是1927年的作品,当时就风靡欧洲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一直到今天才有一个叫斯皮尔伯格的导演敢把它拍成电影?在这之前为什么没人来做呢?把漫画改编成电影,太难了!我觉得以后谁要想改编漫画,一定要想好了再做,不要像我这样莽撞,我当时是被朱德庸给“忽悠”了。
欲望,让人有病
    《华夏时报》:这部剧的名字很吸引人,你如何理解“大家都有病”?
    田沁鑫:我觉得“大家都有病”确实不是身体的病,它是各种多元情绪和极端性格的堆积。如果是身体有病的话,可以去看大夫。但如果是心理有病,可能刚开始接触你不觉得他有问题,慢慢你才会发现。比如在我们这个戏里,有“自杀三人组”,他们平时看着都很正常,但他们动不动就跳楼自杀,每次跳楼都有很多理由,每次不是摔断尾骨就是大腿或手臂。
    应该说,每个人都有一些心理问题吧。正如朱德庸认为的:我们的情绪有50%是好的,有50%是负面的,甚至有些是极端的,但平时都是揉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到。朱德庸在漫画中就是把那50%好的给“扔掉”,留下那些不好的,然后给予放大。
    《华夏时报》:无论是现实还是戏里,这个时代“大家都有病”的原因是什么?
    田沁鑫:我觉得不是说时代病了,有问题了,人才会感染,才生病。我觉得首先是人先有问题了,比如说人的欲望越来越大,不断地竞争、扩张、争夺和抢占,这样才产生很多问题,然后问题再反馈给人,然后人就越来越有问题。
    《华夏时报》:相比这部“癫狂喜剧”,似乎你的其它作品都带有一些悲剧色彩,你更偏好悲剧题材吗?
    田沁鑫:其实我也做过正剧,也做过实验剧,但是悲剧就做过一次——《赵氏孤儿》。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何说我的作品是悲剧。我做悲剧的时候,没人问我这个问题,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当你做喜剧的时候,他们觉得你很“不正常”。所以我发现大家其实都是活在苦难中的。
    我觉得悲剧特别有趣,它有精神,就拿《赵氏孤儿》来说,当时我特别想知道古希腊悲剧的精神是什么,当然,我也想尝试一下在中国这么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里,它堪称悲剧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悲剧和喜剧都一样,它们只是不同形式的戏剧或人生。
再不表现当下,会后悔
    《华夏时报》:你曾说“当下的都市是你不喜欢的”,但从不久前的《夜店》到现在的《大家都有病》,你也开始关注都市题材,为何有这个变化?
    田沁鑫:我觉得我原来比较个人化。比如说我对春秋战国有一种向往,我就做了《赵氏孤儿》。我对民国有一种追忆,认为民国是有精神的,而且产生了许多风云际会的人物,就做了《红玫瑰与白玫瑰》。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界,活一趟不容易,我既然做了导演,为何还只做我?镜镜相照,我们明明生活在这个时代了,为什么不凭借一些知道的历史知识,展开想象,去“穿梭”一下呢?但在和很多人的接触中,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确实发生了一些巨变或者奇迹。这个当下,是千载难遇的亢奋。我觉得如果我现在再不去表现当下,我以后可能会后悔。
    《华夏时报》:你一直坚持“戏剧艺术要改造我们的生活”,你希望观众在看完这部剧后,能收获点儿什么?
    田沁鑫:不管怎么样,你总可以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来缓解自己的情绪。对于当下那么忙碌压力那么大的我们,挤压感那么强的我们,这个剧是能温暖人心灵的东西。如果观众在看完我们的戏后,会有一点点发现——我最近哪里有点不对劲?我是不是需要调整?我觉得观众能够有这样的收获,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