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普林斯（E. Ted Prince）佩斯领导力研究院创始人兼总裁
1973年，《他的歌温柔地杀死我》登上了音乐排行榜的榜首。这首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都会因一些短期内让我们感觉良好、长期却致命的事产生错误的安全感。这首歌也恰好说明了西方的环境运动者如何看待本国的空气污染。
全世界40%的二氧化碳空气污染来自煤炭，而这些煤炭主要用于发电。因此，要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就需要减少燃煤发电。
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和煤电企业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EPA想控制燃煤发电产生的污染，特别是PM2.5排放。但煤电企业认为这会提高电价及成本，并且减少就业。由于美国目前的失业率相当高，因此在就业与健康之间需要直接的权衡。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电力局（OPA）和公众之间也有类似的冲突。安大略计划逐步淘汰煤炭发电，即使这样做会减少电力供应，推高电价。美国EPA也正努力提高煤炭发电的成本，以此来鼓励发电单位另寻他路。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一些发展中国家压低电价，以吸引更多产业并保持较低的生产成本。但许多电企因此无法盈利。于是，这些企业选择用最便宜、产生污染最多的煤炭去发电。而且，他们也负担不起能减少污染的清洁煤技术。因此，政府采用降低发电成本以扶助产业和就业的政策，却最终给民众的健康造成了伤害。
我们往往认为，正确应对污染及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在本质上是科技问题。但特别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问题可能却是政府对廉价电力的促进。电价低往往造成电企运营无法盈利，企业没有利润去发展清洁技术，也就不愿意采用这种技术了。
因此，最重要的政策意涵就是给电合理定价，以鼓励电企加大对清洁技术的投资。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发电企业已成功说服政府不去促进清洁煤技术，从而避免成本上涨，利润减少。
但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NGO）在发挥帮助政府抵抗这些游说压力的重要作用。他们帮助确立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那就是要想获得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益处，就得准备好支付更高的电价。
政府本身往往不能做出有效的应对，就算他们已经建立了官方环保组织。但在诸如“塞拉俱乐部”“忧思科学家联盟”和“绿色和平”等NGO的压力下，许多政府在权衡增长和就业与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时，已变得更加平衡。NGO也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推动一些政策时，取得公众的支持，抵消光靠政府一己之力难以克服的、来自例如发电厂等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
因此，正确应对来自燃煤发电的空气污染首先应该是基于政策，而不是技术。只有政策适当，才应该继续考虑技术性的应对。
发达国家的明确方向是最终淘汰燃煤发电，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发达国家均如此。第二个方向是电力企业逐步采用清洁煤技术，包括流化床在内的最新技术。当然，这些电厂设施十分昂贵，电价的成本也会提高。
近期对核电态度的逆转带来了一些问题，因为发展核电此前一直被看作是减少对煤炭依赖的重要途径。但许多国家仍将继续利用核能，尽管他们没有拿出彻底淘汰煤炭的正式政策。关于利用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替代能源发电的讨论很多，但由于成本过高（往往高得令人却步）而无法取代煤炭。
或许新兴清洁能源中最有前途且能避免煤炭带来的多数问题的是天然气。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尝试用它给机动车充当燃料，对于美国、加拿大等天然气富裕的国家，这是个合理的途径。但对于缺少天然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进口的成本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会发展为混合利用清洁煤技术、天然气和核能，并辅以一些替代能源，其中，地热和风能可能将是最有用的。当然，减少颗粒物排放还有其它措施，包括减少机动车排放，特别是使用老旧的柴油发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