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员 杨国英
12月14日中午，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向外发布，与2011年的货币政策一样，2012年仍将延续“稳健”的货币政策。
回顾2000年至今的货币政策，“稳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间仅2008年为“从紧”、2009—2010年为“适度宽松”，其余9年均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与“从紧”和“宽松”的方向性明确相比，“稳健”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政策用语，其意可以理解为，在相对均衡的基础上相机而动。这同时亦是我国经济自2000年来日趋陷入“两难困境”的写照——既要照顾经济增长，又要避免通货膨胀。而这两者之于货币政策而言，某种程度上又是相互冲突甚至是互为矛盾的。因为，要“经济增长”则需要加大货币供应量，而要“控制通胀”则需要减少货币供应量。
当然，“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胀”之于货币政策的冲突和矛盾，并非完全无解。理论上，可以通过挖掘货币存量的潜力，亦即是说，增加直接融资的比例、提供资金的配置效率，来为经济增长变相提供流动性。
但是，之于我国当下而言，挖掘货币存量却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任务，这不仅因为我国直接融资比例过低，更因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融资、轻分红”属性所带来的日渐贫血。当然，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这却是个利好，因为由此可以通过“利差垄断”持续享用暴利盛宴。
在货币存量难以有效盘活之际，货币增量必然成为事关经济增长的生命线，而这又必然会造成货币政策的摇摆不定——通胀上升，即要减少货币供应量；减少货币供应量，会造成经济增长受挫；经济增长受挫，再需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又会再次导致通胀上升……
这种货币政策轮回式的频繁调整，直接会导致“治水陷阱”式的桎梏，亦即是说，不考虑下游水道的疏通，而仅通过频繁的筑堤以抵抗水患，最终会造成“地上悬河”的险境。这并非危言耸听，我国当下M2总量已高达78万亿元（约合美元12万亿美元），远超同期美国的9万亿美元、日本的10万美元，与欧元区的总量相当。而从M2占比GDP来看，我国已高达1.8，远高于日本的1.5、欧元区的0.9和美国的0.6。纵观G20国家，我国“货币化”水平已居首位。
在置身“地上悬河”险境之当下，是持续依赖货币总量的频繁调整，从而将经济带入可能性的万劫不复之中，还是尽快疏通下游河道，通过货币存量的真正盘活，从而可持续地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呢？
毫无疑问，正确的选择当然是后者。实际上，在我国实行所谓“稳健”货币政策的今年，虽然存款准备金率一度高达21.5%，一年期存款利率高达3.5%，但是在公开市场逾2万亿元净投放的对冲之下，我国信贷总量与2010年的7.9万亿元相比，仅有小幅减少，全年仍有约7.5万亿元。如与2007年的3.6万亿元和2008年的4.8万亿元相比，则仍明显处于高位。再对已明确的2012年“稳健”货币政策进行推导，结合“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的既定提法，则2012年的新增信贷必将在8万亿元以上甚或高达9万亿元左右。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极可能会视“地上悬河”险境于不顾，从而重回摇摆不定的应急轮回之中。可以想象，即使在此番“稳健”货币政策的“维稳”之下，2012年经济增长可以稳定在8.5%左右。但是，在2012年“稳健”货币政策的“维稳”之后，通胀又将高企到什么水平呢？2013-2014年是否会再次轮回2007-2008年和2010-2011年的景况呢？
之于当下而言，货币政策目标应更加明确，而不能持续以“稳健”来摇摆不定，更不能持续在“地上悬河”之下做危险的货币筑堤游戏。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因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货币流动的相对稀缺、资本市场尚处草创阶段，货币政策的目标，可以将“经济增长”优先于“价格稳定”，并相对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但是，在当下我国人均收入已破3000美元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货币化”水平已高居G20国家之首、沪深两市创建已逾20年之际，货币政策目标仍然过于牵就“经济增长”，则不仅会将我国经济陷入到长期的通胀惯性之中，更会大幅减弱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治理的倒逼压力，而所谓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更将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