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钱秋君 北京报道
在历经三季度对银行承兑汇票、信托贷款加强监管及保证金存款纳入准备金缴纳范围带来的流动性承压后，四季度的前两个月，银行表内信贷呈现微调宽松之势。
《华夏时报》记者粗略估计，今年前11个月新增信贷总计6.84万亿元，对比年初拟定的7.5万亿的新增信贷规模，12月还剩下6600万，“符合监管层调控预期以及市场预期。”这是《华夏时报》记者采访多位业内人士的共识。
至此，2011年的信贷迷局已拨云见雾，业内又将关注点落在2012年的信贷政策上。正当市场纷纷猜测明年新增信贷额度之时，12月1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上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未来央行已不再把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当做最重要指标。这意味着，明年将根据各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率、动态拨备率等指标来指导信贷投放，而窗口指导、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央票等工具将被更加频繁地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通胀预期高涨、物价水平高企的环境下，监管层弱化信贷监管指标并非可以完全取消信贷规模指标，会配合一系列组合手段管理流动性、调控货币供应量。
弃规模调控
四大国有银行信贷投放力度在月末加大。
10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5868亿元，其中仅10月30日和31日两天，四大行就一举投放900亿巨量贷款。11月份，同样的一幕再次发生，前28天四大行新增贷款一直徘徊在1000亿-1400亿之间，当市场普遍预期新增贷款将出现环比下降时，四大行却在最后2日发力，新增贷款700亿左右。
有何玄机？尽管《华夏时报》记者在央行、银监会相关部门未能得到证实，但监管层对当前银行信贷投放速度存默许之意。
建行北京分行下属个人金融部主管坦言，11月底四大行的集中放贷与监管部门通过“窗口指导”进行调控有关。同时说明，“央行目前的基调已经微调至信贷投放总额与去年持平，此前10月份创4个月新高的5868亿元新增贷款，也得到了监管层的通过。”
经月末突击投放后，11月份新增贷款水平接近10月份。12月14日，央行数据显示，11月人民币贷款增加5622亿元，同比仅多增78亿元。“12月份只要保持在类似水平，全年信贷投放就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包括央行年初拟定目标以及银行厘定本行的新增信贷规模。”上述人士坦言。
此时的一个现象是，这边银行还在突击增量，力求完成既定信贷额度任务；那边监管层已经有意逐渐淡化“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为最重要的指标。
2011年12月15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财经年会上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肯定了这一说法，坦言“央行已不再把年度新增贷款总规模当最重要指标”。
对其原因，周小川坦言：“目前银行贷款占比社会融资总量已经在60%以下。”这就说明现在社会融资越来越多元化，金融市场深化和金融工具发展，使得银行贷款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如此只说贷款总规模，恐怕已经不全面。
重窗口指导
事实上，这并非央行首提。
早在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之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就撰文表示，新增信贷规模已不能全面反映融资总量。据央行初步统计显示，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1614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以外融资6.33万亿元，为同期新增人民币贷款的79.7%。
这是何原因造成的？
盛松成表示，一是直接融资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0年企业债和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分别达1.2万亿元和5787亿元，分别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
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作用明显增强。2010年证券、保险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资金运用合计约1.68万亿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额贷款公司新增贷款1022亿元，比上年增长33.4%，这相当于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年的新增贷款规模。
三是金融机构表外业务大量增加。2010年实体经济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融资分别达2.33万亿元、1.13万亿元和3865亿元，而在2002年这些金融工具的融资量还非常小。
但一个事实是，即便监管层在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并未明确当年新增信贷规模，不可避免的，金融机构包括农信社确实存在贷款限额控制的问题，只不过如今演变成为口头传达的形式，即银行界耳熟能详的窗口指导。
这就出现了上文提到的“四大行授意监管层指导意图，突击放贷”的一幕。这并非第一次。某股份银行个人金融部主管坦言，“今年三季度末，一些银行遭到窗口指导，要求推迟放贷，以免对居高不下的CPI火上浇油。”
对于2012年的“窗口指导”，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央行将充分发挥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确保信贷投放和产业政策的配合，加大扶持中小企业、三农的力度，积极引导贷款创新。
这一点在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再次重申。
12月14日上午，中央经济工作会后，央行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部署，要准确把握好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按照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的要求，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信贷，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社会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三农”、中小企业、保障性住房的支持力度，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