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兰晓萌 北京报道
2012年新年伊始，希腊政府发言人发出警示：今年头3个月将决定希腊在欧元区的去留命运。
希腊的“危情时刻”在于，本国有144亿欧元的债务将在3月20日到期，要保证不发生灾难性的违约，希腊必须在这个日子之前敲定来自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第二轮贷款援助。而要让这些今后将拿出1300亿欧元给自己的国际贷款机构在谈判桌前落座，根据去年10月欧盟峰会达成的协议，希腊首先要成功说服本国国债的非公购买者“自愿”将这些债务减记50%（即达成所谓的PSI——“私人部门参与救助”协议）。
债务减记谈判作为“前提的前提”，连预定的国家大选也要为其“让道”。要求提早举行大选的最大反对党，也愿意将原定于2月19日举行的议会大选推后2个月至4月底，以便为现任政府完成谈判任务留足时间——尽管这个刚刚上任2个多月的技术型“看守政府”因其一上台就已“跛脚”的身份，达成协议的能力受到质疑。
辗转在债权人和援助方两头之间的谈判，已超越希腊本国的政治。
提前又推后的大选
夹在各方之间的谈判推进艰难，已经给希腊政局造成了震荡。
希腊在向接受救援的方向努力，意味着它得遵守国际承诺，进一步实施结构性改革，其中包括对内更严厉的紧缩措施。3年以来的削减预算和加税政策已经严重侵蚀了希腊人的收入和就业岗位，而希腊的经济衰退也已进入第5个年头。
反对执政党及其组成的政府是希腊民众最直接的回应。除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外，民调中对执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者运动党（下称泛希社运）的支持率也接连下降，从去年年初的38%左右跌至年底的15%附近。
上台2年多的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在外部援助要求紧缩、内部政治反对紧缩的困局下，索性选择让两股力量直接对抗。去年10月31日，他宣布让希腊人民公投决定是否接受以紧缩为条件的国际援助。
公投没有成行，帕潘德里欧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辞去总理一职，成为被欧债危机“绊倒”的五位欧洲领导人之一；他还答应将本应在2013年进行的议会选举提前1年，在2012年2月19日举行。
债务危机和谈判不等人。讨价还价4天，身为执政党主席的帕潘德里欧与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领袖安东尼斯·萨马拉斯推举无党派的64岁前欧洲央行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领导的百日“看守政府”，代表希腊接着谈判。
即使新内阁成员囊括专家、学者、银行家、外交官，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型内阁，但这对于推进谈判并没有体现出太大的帮助。自去年11月开始的密集减债谈判时不时濒临“泡汤”的危险，2月19日不管换上谁，也无法保证提高成功的系数。有“自知之明”的各政治党派于是商定，将选举日期再推后2个月，改在过了3月20日大限1个月之后举行。确保谈判成功，或者可以说，避免自己谈判失败，是最大的政治。
萨马拉斯的通往总理之路
民众对执政党泛希社运的恶感上升，令2009年被金融危机拉下台的新民主党又有了“翻身”的希望。自1974年确立共和制至今，希腊政坛近40年里一直由新民主党和泛希社运党轮流统治。民调显示，新民主党的支持率在去年5月反超泛希社运以来，一直领先至今。新民主党目前看来将是4月大选的赢家。
在大选中获胜的党派领袖往往出任希腊总理。能言善辩的新民主党领袖萨马拉斯料将成为下一届总理。
今年61岁的哈佛毕业生萨马拉斯已从政35年。26岁时，他在希腊56个选区之一的美塞尼亚当选为议员，他的伯伯早前也是这里的议员。12年后，他进入执政的新民主党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1992年，他在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因在希腊与马其顿的国名之争问题上态度强硬而被解职。他愤而脱离新民主党并自己创立了一个政党，取名“政治春天”，政治上比保守派的新民主党偏右。第二年，一名新民主党籍的议员转而加入“政治春天”，导致新民主党下野。
此后，“政治春天”迎来政治上短暂的“春天”：该党在1993年的希腊大选中获得4.9%的选票，在议会中分得10个席位；1994年，该党参加欧洲议会选举，以8.7%的得票率占据2席。到了1996年，“政治春天”开始走下坡路，在当年的希腊大选中未能突破3%大关；199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也没有赢得足够多的票数进入议会。2000年，萨马拉斯又开始公开支持“老东家”新民主党，并且没有让“政治春天”参选。
2004年希腊大选前，他解散了“政治春天”，重新加入新民主党，参加了当年的欧洲议会选举，并成功当选议员。2007年希腊大选，萨马拉斯再次当选为美塞尼亚议员。2009年1月，他再次进入新民主党内阁，担任文化部长。同年，新民主党在金融危机中下台，并在提前召集的大选中败给泛希社运，党主席引咎辞职。经过党内一番激烈的竞争，萨马拉斯意外击败曾担任希腊外交部长和雅典市长的多拉·巴科扬妮，成为新民主党史上第七位党魁。
尽管在美国读MBA时和泛希社运党主席、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曾是室友，但萨马拉斯从不吝于大声批判帕潘德里欧的政策。他多次强调反对国际援助方要求的紧缩措施和改革，并一直拒绝按规定向欧盟和IMF提交支持紧缩措施以换取新援助的书面承诺。他誓言，如果赢得大选，定会扭转目前的政策，放缓增税步伐，采取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
他的新年讲话别有内涵：“2012年，希腊人民的命运将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2012年，我们将结束对我国人民的巨大考验。”这番话向选民传递了这样一个信号：4月大选，是紧缩与反紧缩的PK，是受制于还是摆脱掉国际约束的抉择，而主动离开欧元区，将是一种可能。
多党联合不可避免
新民主党或许能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拔得头筹，却不一定能跨过绝对多数的“门槛”。希腊宪法规定，取得议会300席中151席“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单独组阁，否则必须与其他政党联合组阁。希腊人对本国政治的不满已不仅仅局限于执政党的泛希社运党。去年11月民调公司MRB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哪个党应该执政的时候，29.7%的受访民众选择了“没有哪个/我不知道/其他政党”一项，多于选择其它项的人数。这个调查预示了一个可能的结果，那就是两大党都不会获得绝对多数，联合组阁的可能性因此不可避免。
而这也与选民的倾向相符合：还是在MRB的这次民调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只有联合政府才能救希腊，相比之下，相信一党内阁有能力的人只有13%。
并且，两大党选票的流失将提高其它小党派进入议会的机会。希腊党派众多，按照规定，在大选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方可进入议会。目前这届议会由5党组成，分别为新民主党、泛希社运党、希腊共产党、人民东正教阵线和左派进步联盟党，而当初参与这届竞选的党派达21个之多。一些学者预测，今年大选“达线”的政党将从5个增加到7个甚至更多。选票被稀释，也增加了联合组阁的可能。
同时，一些小党派已经开始通过“连横”挑战两大党的传统“霸权”。因反对紧缩措施而离开泛希社运党的议员Panagiotis Kouroublis打算将包括民主左翼党和独立运动党在内的左翼党团凝聚起来，以取代泛希社运两大党之一的位置。他痛陈泛希社运党的弊病：“两年了，他们只知道削减工资、养老金和社会权利，却从没有以同样的勇气与高物价、垄断和不公进行斗争。”
曾在新民主党内担任国际事务秘书长、前希腊外交部长、现任民主联盟党领袖的多拉·巴科扬妮也宣布，民主联盟党将与立场相近的党派合作，帮助希腊回归繁荣。但有人因此担心，群众对两个中间立场大党的不满情绪，可能让政坛极端势力借机发展。一些较小的党团组织正在向较有影响力的极右翼党人民东正教阵线（LAOS）靠拢。LAOS是组成目前联合“看守政府”三党中的一员，并在希腊议会拥有16个席位。
话语权的“蛋糕”被更多人切分，任何谈判都会较以往更加困难，在此“地基”之上建立的联合政府也很难牢靠。希腊最近的两次联合政府均在数月内垮台（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再加上反紧缩者极易达成“统一战线”，这将削弱为达成国际援助付出的努力，增加希腊无序违约和退出欧元区的风险。
“我们在联合政府方面的记录显示非常糟糕。如果这次证明联合政府有效且成功，情况就会彻底不同。一旦没有证明这一点，那就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希腊必须待在欧盟，待在欧元区，没有其它出路。”民意调查机构Alco主管柯斯塔斯·帕纳哥普洛斯说。
被左右的政局
不管谁来领导希腊新政府，来自国际援助方、国际债权人和国内政治各方的压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消除，它们仍将继续左右希腊的政局。以政治世家出身的帕潘德里欧下台为标志的希腊政治困局已经超出本国的边界，反射的是范围更大的欧元区危机得不到解决的背景。
欧债危机发展至今，成了一道要么加强一体化，要么解体的单选题。前者对于希腊来说意味着更多紧缩和更多改革，以及疲于追赶总是达不到的量化指标。政府一边得顶住反对党的杂音，安抚愤怒和绝望情绪越来越高的民众，一边得辗转与债权人和援助者进行一个又一个的谈判——何况在这些国际性谈判中，主导与决定权并不在希腊手中。
后一个选项对于希腊来说，则意味着面临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少了外国援助那些“续命针”，希腊迫切需要改革本国福利模式和激活经济竞争力才能真正获得出路。不过，选择这个选项的决定权，目前也不在希腊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