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应辽产 温州报道
“2011年如果是个坏年份，2012年也好不到哪里去，2013年才是个好年。”
2月1日，在温州召开“世界温商大会”期间，本报记者在温州市政府大楼里截住周德文，“我不是为工人说话的，我是为中小企业说话。”周德文面对《华夏时报》记者的采访直言不讳地这样说。实际上，他常常利用各种场合，通过各种途径，大声地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鼓与呼，而且还审时度势地将共性问题延伸为公共政策，不仅惠及该协会的2000多名会员企业，也影响了所有的温州乃至中国中小企业。
周德文现任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被温家宝总理称为“温州最有权威的发言人”。这位过去常被称为“乌鸦嘴”的草根经济学家在得到温总理的肯定后，逐渐转变成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智囊，因此他更忙碌，喉咙也常因说话过多而发炎需要吃药。
《华夏时报》：据悉，温州目前大大小小的商会共有500多家，仅市一级的商会就超过100家，近几年，温州商会的网络开始由市向县纵深发展，覆盖了温州全市工业和商业各个领域。温州促进会是其中一家比较出名的商会，有人曾说温州促进会与其说是代表温州中小企业，不如说温州促进会就是只代表周德文，作为创始人和现任会长，你如何看待社会上的这种评说？
周德文：我是这个协会的代言人，并不是自己封自己，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是个比较独立的一个协会，我们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但是我们没有过多依赖于政府，我们跟政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独立开展工作，可以比较公正地反映中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态，我们不是说政府怎么说就怎么做，那样的商会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商会或协会一定要代表这部分人的利益和利益的诉求，我们就充当了这部分人的利益代言人，当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损害，或陷入困境时，商会就要大声为他们疾呼，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来为他们的利益鼓与呼，我们都是公开的，没有掩饰自己的立场。
《华夏时报》：进入2011年下半年，温州部分小企业因扩张过快而过深涉及民间资金，不少企业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作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如何帮助会员企业渡过难关？
周德文：2011年下半年，特别是年底那段时间，很多企业，包括我们的一些会员以及其他一些温州企业没有资金来还银行贷款，找上门来寻求帮助。我则要去跟政府反映，由政府的工作组跟银行协商，是否要动用政府的救护资金帮助他们去还贷，跟银行协商不要压贷，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从2011年10月份以来帮企业募集资金累计有10个亿。
协会牵头的，面子大点，我们以协会的名义出面容易跟政府沟通，我不是个人利益，我是代表一个组织，我的会员资金还不掉了，我去跟银行商量，你不要压他，另外我们有基金帮他们，自己的基金解决不了，我们就用政府的基金帮他们，甚至从民间借贷的资金去帮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地去帮他们渡过难关，我每天都在这样做。
有些小企业主连行长的门他们都进不去，我带他们去就不一样，有些银行还在门口打着条幅欢迎我去，我们不是去做客，我就是帮企业解决问题去的。
《华夏时报》：众多温州老板跑路频频发生，很多跑路的民企的资产足以抵债也跑路，民企与实业建设的热情逐渐下降，引发大家深思：民企的生存究竟需要怎样的市场经济？
周德文：在金融危机时温总理说信心很重要，我个人认为除信心外还需对症下药。
首先，要制定特别法案。为中小企业减税。只有在税负上做好文章，才能惠及每一个中小企业，为“治本”之举。减税的方式应多样灵活，对微型、小型和成长型企业进行异质税收，减税也不必拘泥一种形式，取消类似税种、直接减税、降低税率、缩短折旧时间等，只要对中小企业成长有利，都可以拿来一用。另外，某些隐形税负，各种拿得上台面和拿不上台面的审批费用，也让中小企业叫苦不迭，国家应加快力度铲除各类不合理的隐形税负，实现中国税收的透明化。
其次，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加大资本市场资金的自由流动，依靠市场而非行政干预决定资本价格；促进中小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再者，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培育市场土壤，进一步实现产权明晰化，建立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有效界定权力与市场的边界，打破行业垄断玻璃门。
最后，企业积极实现转型创新。真正的救世主，是企业自己。对于实业企业，仅靠外来“输血”可能解得一时的燃眉之急，但并非长久之计，提高“造血”能力才是杀手锏。实体企业应在实现生存的基础上，不断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力、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华夏时报》：有人说2003年以来，中国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从未得到改善，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周德文：融资环境没有改变也跟我们国家这些年政策的多变有很大的关系，这几年来，国家的政策一直像过山车一样，整体宏观调控的能力还是有差距的。我们站在经济前行的路上，一个是刹车，一个是踩油门，我们国家经常处在不知道该踩刹车还是该踩油门，要踩刹车就一踩到底，造成整个经济的晃荡，这个是我的体会，就像过去一年，连续13次提取银行储备金，造成什么结果，把大量的资本冻结在银行，造成社会上的资金链过于紧张，这个时候是典型的踩刹车控制通货膨胀，你没钱看你怎么买房子，看你怎么消费，这样的观念，一旦踩油门也是一踩踩到底，只顾速度不管风险，比如在高速路上最高只能开120迈，你硬要开200迈，那就意味着巨大的风险，2008年底到2009年上半年，就是典型的踩油门，这个油门一踩就是4万亿投资投进去，连续两年，一个新增8万亿，一个新增10万亿，那么社会资金一下子多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国有企业，日子很好过，拿到大量的资金、大量的资源，这样又造成新一轮的投资热，房价迅速反弹，在2009年房价是疯狂地上涨，物价上涨又开始愈演愈烈，突破了6.6，国家一看不行，“哐”，又马上刹车，像这样的经济政策的动荡造成企业家无法应付，当你拿到大量的资金投资到房地产，买土地、盖厂房时，等你刚刚投资出去，一下子要将所有的钱收回去，这一下子大家都完蛋了，一些跑路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缩影，没办法了。
《华夏时报》：面对经营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国企行政垄断趋势的不断加重，民企特别是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不再像早期艰苦创业时期那样安于实体经济，你认为出路何在？
周德文：第一代的企业家，之所以出现温州现在的情况，是由内外因素造成的。外部的环境造成了实业的空间越来越薄，包括人民币升值，国家一直说货币平稳，2005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达到35%以上，通货膨胀造成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造成企业成本的上涨，包括劳动力红利时代的过去，加薪潮来临，这些都不是企业自身能解决的问题。这样一来，实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像这几年，国家对实业扶持的力度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也很烦躁，把精力都放到房地产上，卖土地，这个资金来得快，一下子政府就有钱用了，他们觉得靠税收很缓慢，这样一来造成实业的不景气，这是外部的原因。
企业自身也有原因，一个是在外部环境恶化之后，很多企业耐不住寂寞，或者说一部分企业家也很烦躁，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多多少少也积累了一定的财产，以前是为了求生存很吃苦，但现在已经不是求生存的阶段，是求发展中遇到困难，有的人就打了退堂鼓，觉得没必要那么苦，都五六十岁了，做人为了什么，还要那么苦地坚守苦日子，而且利润那么少，我去享受，去做些轻松些的事情，最好搞些短平快的投资项目，轻易就可以赚钱，比方说房地产、股市等投机性强的。还有一个，现在的人不是光靠价格低去赢得市场，竞争方式还是传统的以量取胜，要通过以质的提升来竞争，这个就显得很落后，产业结构很不合理，大部分的企业依然没有进行产业的转型升级，大部分还是劳动密集型生产，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是家族式的，管理落后，与现代企业管理格格不入，企业也越来越不景气，这并不是企业家变坏，有些也是没办法，比如，有些观念上的一些惰性出来了，创业精神也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