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梁林旧居被拆引起的反应正在消除，一场舆论狂欢后，开发商被罚50万元，再去看梁林旧居，那里的砖头土屑已经清理干净，拆除痕迹荡然无存。
遗忘成了很多事情的庇护。2009年时，拆除梁林旧居已经在行动，24号院门楼及西厢房被先后拆除。当时众人的抗争，适时保护了这份文化遗产。2009年7月10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叫停了对梁林旧居建筑物的继续拆除。2009年7月28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会同北京市文物局专题研究了梁林旧居的保护问题，责成建设单位在建设规划上确保院落得到保留。建筑批评家方振宁关注着整个过程，当时松了一口气。一晃两年过去，他再看新闻时，梁林旧居已剩下了一地砖块。
方振宁带上相机，即刻出门去拍那些砖头。
事实说明这种进程是无法阻止的，身为建筑设计师，王刚对这一事件消沉多于愤怒，“尽管大声呼吁，尽管奔走相告，尽管痛哭流涕，但从整个大社会的角度来看，是被忽视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王刚是都市元素建筑设计公司的创始人，建筑设计圈子作为城市更迭改造的设计和创意力量，整体发出哀鸣，“不光这个事很无奈，整个（建筑）业界都是很悲哀的。”
“对文化的第三次劫难”
王刚认为，这种对文化的破坏，是全社会对历史价值的抢劫。尤其梁林旧居曾被誉于“太太客厅”，已成了文化人的精神象征。他认为，这类悲剧轮番在中国上演，有它背后隐藏的一些问题。
王刚设计着如今的摩天大厦，虽有商业上的成就但感到痛苦，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在建筑行业冒出来。“30年后，你再回过来看这段历史，一定觉得很荒谬。”
在梁林故居没有立锥之地的背后，是遍布大江南北雨后春笋般的“欧式建筑”。王刚告诉记者：“其实没有‘欧式建筑’这个类别，这与其说是一个生造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渠道，能解决当代人的一种心理需求，它面目堂皇的样子给人以安慰。而这股金钱热潮是对北京文化的第三次劫难。”
方振宁总结前两次劫难，第一次是八国联军进京；第二次是建国后对北京旧城的拆除。梁思成与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被弃置后，北京开始大拆大建。方振宁在博客上发布了辽金元明的城市变迁图，而这些地方现在耸立的大多是现代建筑。
陈丹青在《退步集续篇》中说∶全中国至今可看的建筑只有两种：一种是古人留下的，一种是洋人留下的。在房地产普遍的“罗马花园”、“香榭丽舍”、“爱丽舍宫”、“爱丁堡庄园”、“维也纳城堡”之后，一位美国记者奚落道，是些粗糙的粉色和黄色的积木洋房。实际上，当代建筑师群体也时时在进行行业的自我批判，他们更感叹这场废墟化是整体思路、整体创意、整体实践的白痴、抄袭、错乱、沦落……
“历史和今天都不珍惜”
梁林故居在北京城中最终被抹去，令方振宁懊悔不已。方振宁是现代派建筑评论家，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和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他主要关注世界范围的现代建筑，对于名人故居，此前他倒没怎么留意。但梁林旧居被拆的当天，他还是奔向现场，照相、摄影、发博客，像一位调查研究员那样留下了旧居最后的影像。
当时的场景，对“一个建筑评论人、一位建筑教育者和一位深爱北京的人”来说无法安宁。从此他开始了对中国古文物的关注和保护。1月27日离开梁林旧居的残骸后，方振宁整理了北京的旧居资料，开始走访和绘制整个故居的保护地图：他考察了北京原俄罗斯使馆和兵营、周作人、康有为故居，米市胡同老棺材铺、钟鼓楼地区的四合院，以及鲁迅、纪晓岚、谭嗣同、溥仪、老舍、郭沫若故居。
“后十年我可能要做古代建筑保护方面的工作。”他对记者说，“对于强拆梁林旧居这件事，对于中国的文化人和有良心知识分子来说，如一次精神虐杀。”
与方振宁那样的文化捍卫者不同，王刚更多地看到这些文学者们的无力。“那不是一种拯救，只是一种抗争，像死刑犯也要本能地躲一躲子弹，只是一种文化的本能反应。”这些个体行为无法扭转局面，呼吁、抗议、发微博、照相、发表文章，都是杯水车薪。王刚梦想着中国学习欧洲的方式，而不是民间力量一点一滴的抵抗。
以文化多元和古老而言，中华文明等于整个欧洲文明。但欧洲对于有形和无形文化资产的保护非常全面。他们注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并且容纳现代生活在其中展开。罗马在老房子老区，整体保留了很浓重的传统氛围，外部不去做大的改动，内部则做些精巧的改造；伦敦在新区和老区的关系处理上也令人赞叹；法国、西班牙、瑞士也处处可见古城神韵。“和我们拼了命去拍点碎砖头相比，欧洲人太富有了！”王刚感慨。
“美国的方式也值得推崇，”王刚说，“这是一个只有200年历史的国家，但它对文化保护的意识非常敏锐。对比起来，欧洲重视的是100年前，美国则重视的是昨天，甚至是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如果即刻有那些对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发生重要作用的节点，它就会被作为一个重要的象征立刻得到保护。”
“中国文化非常富有，不同的是，中国对百年前和今天都不珍惜。”王刚把这个问题看成庞大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它的问题源于教育，“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美好的价值观，也没有成形的审美体系。我们的美就是私欲，价值的自私丑陋必然暴露在审美上。所以我们用大量的垃圾建筑去顶替美好的。”
中国建筑两极化
王刚的悲观反映着极其真实的一面。
就在方振宁奔走于北京各个胡同时，不断地通过个人博客来公告这个城市中正在消失的历史。为数不多的人也跟他互动：出现紧急情况，听说前门廊坊头条11号（明天下午）要被拆毁。你今天有时间去拍照吗？那边一直在拆，已经拆了好几年，剩下的一些较珍贵的一直没动。但现在危险了！
他赶忙来到现场，溜进一片狼藉的搬家场面中拍照记录，但是危机来自多个地点：宣武区的“转弯抹角”胡同、南锣鼓巷的地铁开发，钟楼东北角的一个寺庙……他愤怒地写道：为什么说现在到了危机的时候？因为破坏的面积之大，拆迁力度之强，都是空前的，也都是同时的。
宣武区是近代遗迹最多的地方，东城区是古代遗迹最多的地方，这都不能随便动。但现在成什么样子了？“2005年政府颁布了整体保护北京老城的方案，文物法也公布了，那为什么要动呢？那就是这个法律根本没用嘛。”
对当代城市拆和建的本质问题，方振宁不是不清楚。他对记者提起毛泽东的那句名言：“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那么现在的北京呢？就是城市规划中的开发商，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古都北京被蹂躏肢解的结果。
这个城市的美已近乎死亡。王刚对当代建筑师身负的责任感到愧疚和自责，中国的建筑现在整体体现出：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在全世界最大的工地上，小县城都在模仿北京上海，50万人口的小城市也在建超高层。他认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缺乏文化素养，走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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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掉的北京名人故居
上世纪80年代，辜鸿铭的寓所变成了王府井旅馆；1991年，李鸿章祠堂成为东城区档案局；1998年，明代严嵩的别墅被拆。之后的十年，名人故居依然未得到北京这个城市的尊重，拆迁一直处于进行时。
1999年，为了扩宽广渠门大街，曹雪芹故居“蒜市口十七间半”数天之内成了一片颓垣败瓦。有评论认为，“十七间半”的外墙在扩展后的广渠门大街人行道上，人行道完全可以绕行，保留“十七间半”对扩宽道路并无影响。后传出消息，曹雪芹故居在离原址不远处重建。
2000年10月26日,位于美术馆后街22号的赵紫宸故居被拆，赵紫宸为知名的基督教领袖。这座10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曾被中国最权威的文物、文化专家侯仁之、吴良镛、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称为“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但最终仍未避免厄运。
2002年，位于宣武区棉花头条1号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林白水故居被推土机铲平。林白水为民国时期著名报人，1926年被军阀张宗昌杀害。
2003年，梅兰芳的故居“无量大人胡同5号”（后来的红星胡同5号）虽被列为文物，但仍然被拆除。无量大人胡同5号曾是民间外交场所，“几年间造访的国际友人多达六七千人，包括瑞典王储古斯塔夫六世夫妇，英、美、意、西、日等国驻华使节，文艺界、教育界、政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等等。”
2003年，察院胡同23号，著名诗词学者叶嘉莹家族私宅被推土机铲平，叶家的四合院已有200多年历史。
2003年年底,东城区贡院头条2号，法学家钱端升的私宅被拆除。
2004年，东城区西裱褙胡同31号戏剧理论家齐如山的故居被拆。除了对北京有特殊意义的于谦祠外，西裱褙胡同的建筑大部分被拆除，其中包括西裱褙胡同36号的何其芳故居。
2004年11月，砖塔胡同95号张恨水故居被拆，成为高楼的施工现场。张恨水1955年搬入该处居住，直至去世。
2005年，孟端胡同45号清代果郡王府被连夜“迁建”，这座王府曾被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称作四合院的“上上品”。拆迁后，这里成为北京金融街的开发项目用地。
2005年6月16日，西城区赵登禹路北端东侧的八道湾后院共9间周作人的住房被拆除。同年8月8日至10日，八道湾西侧鲁迅写《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时的三间书房在3天之内被拆除。
2005年，北京东堂子胡同51号，沈从文曾经寓居的原历史博物馆宿舍院被拆，沈从文曾在此处完成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2006年，前民国总理唐绍仪故居麻线胡同3号院被拆，该院名为“意园”。被拆时，3号院墙上的“北京市东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合院”的牌子被一张报纸遮盖住。麻线胡同3号院建筑风格独特，有中西合璧之风。
2007年，北京宣南古城区的名人故居在拆建中大量消亡。平坦胡同内，京剧“后四大须生”奚啸伯的故居被拆除一空；后兵马街北侧，京剧“四小名旦”张君秋的故居被夷为平地。此外，荀慧生故居、明代谢枋得祠等先后被拆迁。
2007年11月，米市胡同64号泾县会馆被打上了“拆”字，这里曾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常在此地。
2009年7月，位于北京老城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由于相关管理部门的失职而遭破坏，距废墟仅一步之遥。后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等人的呼吁下，梁林故居残余部分得以保留。2012年1月27日，梁林故居最终还是变成了一片废墟。（本报记者 严葭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