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产阶级的崛起
金砖国家异军突起最广泛的经验或许是：缺少中产阶级的成功，任何崛起都是不完整的。这四个国家的增长纪录虽说已经异于其他国家，但他们仍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在巴西，信用卡消费额2008年大涨了30%，这还是“大衰退”期间最差的一年，足以反映该国消费信贷的胃口有多大。就连较弱的俄罗斯，实际收入也在1999至2009年间增加了142%。在中国和印度，中产阶级更是一直受一种21世纪的“工业革命”所推动。到2050年，全球有一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界定的中产阶级都将来自这两大国家。不过，这两个国家也存在不小的风险，印度的食品通胀、中国岌岌可危的楼市将给这两国曾经炫目的增长造成威胁。
2、贸易就是一切
对于任何经济体来说，增长就等于卖东西。如果是个小国，那么增长就是把东西卖给比自己大的国家。换句话说，没有贸易的超常增长，就不会有经济的超常增长。这一点在金砖四国身上完全体现。人尽皆知，中国过去20年在贸易上取得的成功多亏了本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政府在协调供应链及提高电子设备、纺织品等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方面的规划。巴西的农业与工业出口也一直强劲增长，相比其他三个金砖国家，巴西是国际投资的最大受益者，受此推动，其国内产业获得发展，消费者变得富裕，但代价是它的货币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升值。
3、国家资本主义奏效
金砖四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可以算作自由，那就是印度。其余三个国家则非常地资本主义——当然，在国际市场中取得成功一直是他们崛起的一大原因，但是，这三国的“资本主义”包含着政府的强力引导。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像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或俄罗斯天然气公司（Gazprom）这样的国有企业，也意味着严格的管制、频繁的干预和一些时候国家对市场和对看起来不那么资本主义的企业的控制。但这种模式的初衷是将长期增长最大化，并鼓励发展。这样做不一定总是有效，但这些国家的成功也很难忽视——特别是当美国、欧洲、日本这些自由市场大国纷纷陷入越来越困难的处境。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还将吸引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崛起中的其他亚洲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或许寻求参与全球市场，但他们更有可能保护并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内企业，从国外吸取资金用于本国发展，也不愿在一夜之间对外开放，让西方人占领本国的经济。西方也能从这种模式中学到一些东西。当自由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出现问题与波动，华盛顿、伦敦等地信奉自由市场的人士可能也想尝试更多的政府干预，而管制也值得考虑。
4、腐败是杀手
想想公司和产业影响政治的问题在美国有多大，再想像一下，如果这些公司规模更大、政治家们面临的公众问责却更少甚或没有，而且公司CEO和监管他们的政府官僚之间又没有明确的界限——甚至两个职位由同一人承担——再加上数十亿美元的爆炸性增长，你就会大概了解为什么腐败可能是金砖四国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国家资本主义不总是奏效，有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惨败。政治家和党派领导人在管理市场和企业时，也不都是怀着无私的为全国谋福利的动机。裙带主义、腐败和产业控制的出现有很大风险，而对于一个发展的经济体来说，这些更有可能成为现实，也会更加危险。
成长中的经济体有时需要对本国产业发起挑战才能让其保持增长，不至于停滞，但从这些产业中变富、变有势力的个人和官员，会抵制可能有损他们利益的变化。就连印度这个自由市场对腐败也不能免疫。随着国外投资的大量涌入，在软弱的监管和法律体系下不受太多限制的政客们开始从中捞钱。
5、强大的经济需要强大的
国家和更强大的社会
如果国家资本主义是金砖四国最大的优势，而腐败是他们最大的弱点，那么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健康的、政府主导的经济体需要一个健康的政府。这意味着国家要负责任且无私地管理经济，但这有时并非易事。
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公民社会本身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强大到足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让国家和产业感到必须负责任的压力。公民社会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发展十分脆弱，在印度发展得很大却生存困难，在巴西则相对成功。这或许帮助解释了为什么金砖四国中，巴西看起来最为稳定。与中国越来越大的通胀或“转型陷阱”威胁、俄罗斯的人口危机、印度猖獗的腐败相比，巴西“平庸”至极——经济处在轻微但有能力的管理之下，1980年代的超级通胀也已远离而去，国家和市场看起来有种良性的互动。因此，尽管不是解决发展中经济体问题的“万灵药”，但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公民社会似乎至少是阻止问题变糟的很好途径。
（本报记者 兰晓萌 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