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杂志
《经济学人》从这期开始,每周将专门开辟一个“中国”板块,这是《经济学人》1942年开设专版详细报道美国以来首次再为一个国家另辟版面。
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现在已跻身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并在军事上正迅速成为有能力令美国不安的一支力量。不仅如此,本刊对中国的兴趣还来自于其政治——这个国家正由一个与全球规范步调不一致的体系所统治。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以战后的日本或者印度从未出现过的方式,吸引并搅动着整个世界。
就在20年前,中国还离超级大国有很远的距离。到了1992年初,晚年的邓小平选择了前进,他到最有改革思想的省份展开“南巡”。他令人惊讶地公开支持改革,这一伟大的举动造就了一个现代的中国。中国经济自此开始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相比发达国家近些年的艰难,中国的发展成就可谓“无情”。但在这一表象之下不远处,中国的社会正在暗流涌动。最近在邓小平南巡曾经到过的广东省发生的乌坎村事件、对房价崩盘的恐慌——种种迹象令工作开展得很困难。
这个问题要回溯到邓小平当时的一个看法。他认为,若没有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就会和苏联与东欧兄弟一起成为历史。邓小平的改革使存在缺陷的政治意识形态让位于一种新的经济法理性。党的干部们开始热忱而又一门心思地重塑中国,一些西方人也得以接触中国内部。中国的官僚们不仅对本国极度低效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还在管理层中引入一些英才。
这种政治控制与市场改革的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效益。中国过去20年的飞跃发展比史上任何一次经济薄发更令人印象深刻: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10%,并有4.4亿中国人摆脱贫困——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
然而,中国要想继续增长下去,就不能再保持这种模式一成不变。这是因为,中国,乃至世界,都在变化。
中国目前很好地经受住了全球性危机的考验。但要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就得从依靠投资和出口向依靠内需转向。这种转变有赖于更公平地分配增长的成果。可目前中国的银行在将劳动者的储蓄大量输往国有企业,这不仅削弱了劳动者的购买力,也让私营企业资金匮乏。结果,当诸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等促成中国繁荣的因素变得越来越短缺之时,政府却在大把大把地浪费资本。放开金融体系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力并改进资本的配置。
如今,经济哪怕稍一放缓就会引发不安。许多人感到国家那炫目的增长成果等落到他们手上就剩不了多少了。在城里找工作的农民工,待遇有如二等公民,接受医疗保健和教育对他们来说比较困难。地方政府对土地的掠夺是愤怒的巨大根源;无限制的工业化正在对农作物和人体造成毒害;腐败屡禁不止引发民怨。而且,人们能够前所未有地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
有些权利,中国人明显想得到。流动的工人希望能在全国范围内保证自己有限的教育、医疗和养老金权利;自由组建团体能够帮助而不是阻碍国家的经济增长;工会组织可以帮助维持行业和平;民间组织能对腐败进行监督;寺庙、修道院、教堂和清真寺可以引导富人去施德行善;宗教和文化团体能为人们提供对高经济增长永不满足的欲望之外的生命意义。
悖论在于——正如一些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的那样——要成功下去,中国就必须放弃一直以来如此有助于自身的模式。
兹事体大,已不仅仅是置身中国之外的人们的学术课题。中国会继续做现在这种特色的大国,还是会停滞,或是变得更加自由、更加繁荣,将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还将关系到整个世界的未来。
(本报记者 兰晓萌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