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君强 实习生 周张张 北京报道
当下中国股市制度变革的核心，是发行审批制度的改革。学界对当前发行制度的弊端有相对共识：较大的寻租空间滋生腐败、部分上市标准过于苛刻，以致国内有些公司出走海外等。
在发行制度的讨论中，经济学家华生的声音显得较为“务实”，他在接受《华夏时报》采访时指出，发审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已不可避免，但决不应该是一个简单的取消新股审批的口号。改革是一个整体，要全面的规划，要抓住关键性的环节，而不只是一些修补性的措施，更不是单兵突进。
《华夏时报》：现行的审核制是不是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华生：发审委制度是证监会主动削权的一个表现，从中央各个部委的民主决策和独立性决策来说，是走在最前面的。这个制度是不是还有缺陷？肯定是有的，因为还是有审批，有审批可能就有寻租，而且审批就能把坏企业都卡住吗？那不一定，好企业都能选出来吗？也不一定。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因为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第一枪已经打响了，打响后冒出一个“三高”，去年用加速扩容来缓解三高，但又导致高套现和股市低迷，市场各方怨声一片。今年政府救市，释放利好，放慢扩容，治标不治本，还马上带来炒作之风又起。现在酝酿的几条新股发行改革政策大多都是技术性的修补，不会解决根本问题，有的还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股市发行审批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已经不可避免。
《华夏时报》：很多市场人士呼吁，新股发行从审核制改为注册制，把一切都交给市场。
华生：这是图省事的懒汉思想。注册制是市场乌托邦主义者想象出来的概念。世界上不存在企业可以自由上市的注册制，美国也没有。美国纽约交易所的门槛是很高的，中国没多少企业能够得着那个门槛，即便是纳斯达克，门槛低一些，也有台阶。除此之外，它还有质询，聆讯，所有问题回答满意了之后才出具一个意见信，这意见信和我们的反馈函有什么区别？就是换了个名称。
1999年，香港搞创业板市场，当时他们想尝试学美国，降低门槛，放松审批要求，这样搞了一两年，出现了一大堆问题，后来就改回去，继续搞审批，但是香港创业板元气始终没有恢复，我们也想在A股上试一把？拿投资者做试验品？
其实，所有国家公司上市都是要审核的，只是审核的范围、松紧有差异。相对而言，美国市场是实质性的审核最少的，但在信息披露的盘问上最为严格，为什么美国的实质性审核比较少？因为美国以机构投资人为主，散户参与少，又有一套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保护投资者。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有世界上最无情的退市制度。这几年美国上市的企业还没有退市的多。有些市场，比如香港，既有严格的披露要求，也有实质性审核。中国大陆A股市场实质性的审核比香港市场还要多很多，这是需要创造条件来改革的。
《华夏时报》：那是不是说，完善的退市制度，是发行制度市场化的一个必要条件？
华生：搞这么频繁退市的，主要只有美国，其他国家也很少。我个人认为目前大陆学不了，香港学不了。香港前两年有一次，说那么多壳公司亏损企业要清理，提高门槛，让他们退市，结果遭到了市场各方的强烈反对，最后香港证监会不了了之，放弃了。如果像美国那样每年有几百家上市公司退市，在中国这个散户为主的市场上，意味着每年都有上千万投资者血本无归，大股东犯错误或没本事要先拿散户投资者垫背，我们的投资者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没有？所以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A股可以先向中国香港模式、欧洲模式靠，不要先向美国靠，因为美国模式是另一个极端，实行它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配合。
《华夏时报》：但市场化是改革的方向，监管层是不是应该更多放权给交易所、中介机构？
华生：交易所本质上只是证监会的下属机构，换个地方分两个摊子审批就会更好？放给中介机构，他们就代表市场？中介机构如券商不也几乎全是审批出来的国企吗？现在融资、再融资、发债、券商、基金、重组再发行，直至退市标准，哪样不是审批？审批从哪里开始，有大讲究。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必须有全局考虑，像新股定价市场化那样单兵独进是一定要出事的，最后出事了有人又要骂是伪市场化。
《华夏时报》：美国道琼斯指数刚刚创了四年新高，但中国股市却摆脱不了低迷状态，这和新股发行制度有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华生：有关系，只不过和许多人想的相反。现在的新股发行制度，使得我们的指数高了不少，因为现在的审核制度挡住了大量企业上市，所以才能维持这个指数，如果你在新股发行搞一个取消审批的所谓市场化改革，就会出现疯狂扩容和股市暴跌。所以中国的企业在美国的上市制度下，表现得比A股还惨得多。去年中国经济高增长，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腰斩、跌成零头和下市的比比皆是。当然，换个角度，我们也不必悲观。由于中国经济的强劲表现，A股已经涨过了2001年的泡沫高点，美国纳斯达克到现在还只有2000年指数高点的一半多。
改革不能搞休克疗法，休克疗法谁都受不了，要逐步推进。股权分置改革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有一套制度方案设计，怎么投票，怎么补偿，所以才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
《华夏时报》： 市场呼吁进行“二次股改”，它的现实依据是什么？
华生：股权分置改革使得中国股市基本上和国际接轨了，起码从一个怪胎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形态，现在中国的股市又面临一个重大的制度变革，它的意义不亚于股权分置改革。当下中国股市更核心的制度变革，就是发行审批制度的改革攻坚。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是打赢了辽沈战役,那发审制度改革就是决定胜负的淮海战役。但发审制度变革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取消新股审批的口号,那是蛮干胡来。改革是一个整体，要全面地规划，要抓住几个关键性的环节，制定整体的方案，它涉及到新股定价、新股发行、再融资发行、资产重组、退市制度、中介机构等等，如果我们能完成发审制度改革，中国股市的长期健康发展就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过去10年，中国股市总体上说是原地踏步，因为这10年基本上是消化泡沫的，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国股市今后10年肯定会有好的前景，但是没有发审制度的全面变革，中短期内反复难免。
《华夏时报》：郭树清上任证监会主席四个月了，屡推改革，强调创新与市场化，显示出“强人改革”的迹象，您如何评价？
华生：我和郭树清是两度同学，我知道他是一个锐意改革的人，而且是有相当学术背景的，他是很真诚的改革者。当然在中国国情下，他也得和现实做妥协。从他这两天对新华社发表的讲话看，他判断问题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决心很大，态度也很务实，当然，他也好，领导层也好，他们认识的深化和到位要允许有个发展过程。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又一次处在一个制度大变革的前夜，他是很有机会的。他需要的只是高屋建瓴，集思广益，找出和抓住问题要害，选定正确的解决方案。这就如科学技术领域，无数的人在努力想取得突破，最后成功的是找到正确方法和途径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