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明
“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逃脱不掉死亡和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道尽税收之于公民、政府和社会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政府，只有通过收税，才能存在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也才能良性运转。
问题的关键是：政府该怎样收税，收多重的税，收的税又该怎样用之于民？
过往的任何一届全国两会都没有像今年这样关心税改，关心政府从企业、从老百姓口袋里收走的这些钱，减税免税的呼声也从未像今年这样热烈而集中。在遗憾高税负之余，我们也对这一变化感到欣慰，因为对税收的关切，也是对公民社会的关切。
全国政协委员李剑阁提出的“大幅度大范围减税是当务之急”获取掌声一片；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批评宏观税负偏重的一席话，附议者众；两位前副部级官员范福春、李德水质问财政部的高税收问题，也反响连连；而全国政协常委王健林提交的关于免掉微型企业税收的提案，更是被舆论誉为本届两会“最佳提案”。
凡此种种，充分证明目前税收痛苦指数偏高，尤其中小企业更是切身体验“高税负不可承受之重”。在中央税收相较GDP连年不对称地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减税成为一个异常迫切的课题。
这个课题首先当然是个经济问题。经济学家谢国忠曾比较中国自1953年至2007年平均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平均税负每增长1%，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个百分点。这正反映了经济学上著名的“拉弗曲线”——不是税率越高，收上来的税就越多。里根正是读懂了这条曲线，打出减税口号成功竞选总统，并在上任后果断实行减税政策，带领美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走出一波少有的景气行情。而我们目前面临的CPI高企、消费乏力、贫富差距扩大莫不跟此有关联。如果降低税负，尤其是减少占比高达70%的间接税，还富于民，对于刺激消费、增加居民收入、盘活实体经济等均能起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所谓“一招活，满盘活”也。
减税还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课题。检视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盛世王朝，莫不是休养生息政策所致。《管子》曰：“取民有度”，制定适当的税收标准乃治国安邦之根本。司马迁也提出“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与民争利是最不好的经济政策。”道理很简单，假若竭泽而渔，而不是放水养鱼，如何能保持可持续的税收增长？
就当下的情境而言，我们竭力呼吁决策层减税免税，涵养财源，主要缘于以下几点：其一，当前实体经济已遇到空心化和萎缩的危险，而高税负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形势迫切要求实质性的大规模的减税；其二，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财力一直高速增长，去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在全球也处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完全有空间减税免税，是时候还富于民了；其三，目前社会反响激烈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公乃至一些腐败问题，如果通过税收设计和公开透明处理，进行合理调节，对于社会情绪的抚慰、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真正建设和谐社会都将善莫大焉。
正因于此，我们主张：减税问题，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孰轻孰重，孰优孰劣，决策层当凭借政治智慧作出最优选择。
减税问题，事关大局，怠慢不得，马虎不得。（作者为本报总编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