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3月11日，复旦大学光华大道两旁的悬铃木间，飞舞着数千只白色的纸鹤。这些细线串起来的纸鹤，最后围绕在光华楼前的小草坪上，白色挽幛上写着：朱维铮先生千古。
复旦师生为3月10日过世的朱维铮先生发起了平静而浩大的纪念活动，复旦大学的主页改成了黑白色，各学界和大学的挽联吊唁纷至沓来。几乎每个挽联都意蕴深远，勾勒了这位历史学家的高怀，其中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写道：“盘点诸子，别裁清学，都只为音调未定亟待求索真文明；痴心忧国，炬目识鬼，哪堪录维新旧梦漫说走出中世纪。”
朱维铮这个名字，不曾在大众文化中流行，姚大力教授挽联中提到的他的几部著作《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维新旧梦录》、《走出中世纪》，也未引起广泛阅读。书和人深藏学界，直到斯人已逝，学界与媒体的涟漪反应，才使朱维铮的影响从史学界扩散到社会层面，人们才知道朱先生是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的再传弟子，也是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学术传人。朱老的逝世，被学界称为大旗偃倒。
难容对历史的轻佻
很多史学界之外的读者通过FT中文网读过朱维铮专栏，这些后来收入《重读近代史》的短文，读来惊心。朱维铮认为，清朝覆亡的原因并非因为落后，相反，清朝那时的总产出占世界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更遥遥领先于美国，这对中国人“落后就要挨打”的观念是个很大的冲击。写这部书时，朱维铮已年届七十，这是他最后一部著作。
晚年身患肺癌的朱维铮工作起来非常困难。姚大力教授见证了他在病榻上写序的情景：“《重读近代史》的序是朱维铮先生在手术前一夜写成的，短短两千字左右，写了整整一夜，次日七八点开房门，一屋子烟味。做了几十年学问的人，写好两千字也要花一整夜，可见为学的艰难和严谨。”
复旦大学光华西主楼1907室，是朱维铮生前的办公室。在朱维铮最后的10年里，复旦历史系讲师姜鹏是这间办公室里最频繁的访客，他们既究历史，又论当下，姜鹏常把网上的新闻讲给朱维铮听。
朱维铮病危那几天，姜鹏反思，“自己这几年就像个贪玩的孩子，耽于艺文，忘乎大道。总以为有先生在，不用自己操心。”在最后的日子里，朱维铮用整整两个晚上和姜鹏长谈。老师问学生：“这几年做了些什么？做成了些什么？”姜鹏语塞。“很多年一直看着你，没说你，现在再要不说，恐怕来不及了。我是很伤心的，你知道吗？”
“这些令人惭愧的事我就不说了。”姜鹏对记者说。他承认先生批评他在“百家讲坛”上做《汉武帝的三张面孔》节目，告诫还是要把根基牢牢扎在学术上。这些年来，大家从这个节目中了解历史，也把历史变成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学者明星化，泛滥成灾的历史剧，使历史成了娱乐场。这和史学家守护的原则势同水火，朱维铮难容对历史的轻佻，直言“于丹不知《论语》为何物”。“那些粉丝中了毒，像喝了毒奶粉一样。”
在史学界看来，这些话出自朱维铮合乎情理，朱维铮毕生最大的成就是经学史研究，《论语》、国学之类是经学史的一部分。
中国经学史的脉络承自周予同先生。1920年，周予同先生把经学变为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创立了中国经学史这一现代学科。而朱维铮的贡献，是进一步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整理和经学的相关度，揭示统治者控制对经学的解读等事实。
讲堂上风采独具
远在比利时的戴勇斌，还记得硕士二三年级的时候，每逢周五下午有朱老师课时，泡一杯茶去听课的情景。
朱老师很多课程都在大教室，他在讲堂上指点古今风采独具，“有引经据典的博大，警句名言式的精深。当然还有对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让听者直呼过瘾。
朱维铮被学生评为三好：“学问好，口才好，仪表风度好。”许多别的系的学生也来旁听，自认为是他弟子的人，多年累计下来，不止几万人。最打动学生的是其学术研究中的洞察力。“他讲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而且很深刻。”马勇说。
马勇是朱维铮最早的弟子之一，给朱维铮做过两年助教，如今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回忆起多年前的一幕，“朱老师在学校一走，前后跟着他的有几十个人，一路送他回家。特别是一些女孩子，对他崇拜的不得了。这是当时复旦校园的一道风景。”
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教授，曾是朱维铮先生的高足，跟随朱维铮时日最久，对朱维铮的学术成就如数家珍。
“朱老师的经学史研究，取得了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成就。朱维铮继承周予同先生的学术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在复旦历史系教中国经学史，对儒家的经典进行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研究，在当时反孔、反儒家、反对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坚持这个研究是要有一些勇气的。”
自朱维铮给周予同做助手入手经学史后，50多年一直坚持不懈。上世纪80年代，李学勤、李泽厚、庞朴等著名学者开始对传统文化发生兴趣，公认朱维铮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如今，大量中青年来捧经学，“这个时候，朱老师反而更清醒了。”李天纲说，“他身上最特别的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气质，始终保持着不偏不倚的态度和学术上的清醒坚持。”
和现实保持距离，同时又高度关注，在朱维铮身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正如他常骑着自行车，在复旦操场上来回52年，神魂早已浸入历史。他针砭时弊的“朱骂”成为复旦的另一道风景。当他跳脚大骂时，学生便深感学人责任之大。
长年夜读，只为重建历史
朱维铮的第二项成就是在复旦历史系，继承了陈守实、周予同等教授的史学研究。开创了史学史领域新体系。接下来是中西交通史和近代思想史。此三项与经学史一并，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贡献。
值得一书的是，朱维铮先生主编的1980年代的《中国文化丛书》。这套丛书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的著作，都是在朱维铮、庞朴主持的该丛书的一部分，两人一个北京，一个上海，分别组稿看稿、选人选题。原打算出200本，最后只出了50多本，但这套丛书改变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面貌，带出了一批中国文化史的学者。
朱维铮有一套独特的治学之道。20多年前，李天纲采访朱维铮，师生一问一答讨论学习方法，李天纲说：“朱老师，你的历史当中有一种现场感，一般的老师讲历史干巴巴的，没有生动的东西，串不起来。因为他知道的也不过是一些人物、事件、条条框框的关系，您却能把历史完整地阅读出来，所以能够重建历史，让人体会到真实的历史。”
这个话题其实揭示了学习历史的核心。对朱维铮来说，史实是基础，史识是关键，做历史先要有见识。
史家注重对古史资料的研读、对勘、判断，才能形成对历史的完整认识。中国有大量的文字信息：小说、笔记、方志……所以研究历史的人把中国的书都读遍。而朱维铮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他长年夜读，手不释卷，上午睡觉，为此“他把所有的爱好都放弃了，就剩喝酒、抽烟了”。学生、校长都记得他的时差，只能下午去找他。
视学术为生命
正因为视学术为生命，朱维铮才常常厉言疾色，在治学态度上更要求严苛。
他专注学术，淡泊生活，对学生的态度是“表面冷漠，内心火热”。他的83级本科学生石立民回忆，26年前上《中国文化史导论》课，我们一个一个“过堂”，进行论文答辩，朱老师露出“朱维铮式的微笑”——看到我们被问得哑口无言，朱老师嘴角上扬，带着些许得意，些许嘲弄，些许自负，些许期许。这一幕定格，成为学生们隽永的记忆。1991年李天纲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朱维铮把一件大衣送给他，风轻云淡地表达师生情谊，“交往就是多谈学问。”
回忆朱维铮的严谨，姜鹏讲了一个故事：那本新版的《音调未定的传统》排版、编辑错误很多，朱老师已勒令出版社收回重印，不想还是有不少流传出去。最后的日子，他几乎一直在纠错，批注满纸。后来出版社登门道歉，答应收回未售出的错版书，他又心软了。
过于严谨，也导致朱维铮几部大书没有写完。最能体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都没有出版。因为“他一遍又一遍地检视增补，不厌其烦”。马勇惋惜道。
但在朱维铮最后的岁月里，姜鹏还是看到了一些变化：他对媒体态度有所转变，非常看重与上海电视台合作的100集记录片《大师》。“先生在做一种努力。”姜鹏说，“我记得他曾讲过一个观念，在人类文明发展中，知识分子才是原动力，大师是知识分子的精英代表。他要让人们知道大师为什么伟大，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什么样的？在做什么？”
52年悄然逝去，朱维铮坚持上完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堂课。那天，是在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5301室，题目是《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复旦各个院系200多位学生聆听了这堂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