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君强 实习记者 高永诚 北京报道
5月下旬，随着一架来自北京的航班降落杭州萧山机场，这个经济大省迎来一个新的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他圆脸，戴黑框眼镜，憨厚敦实，他叫朱从玖，今年47岁。
“朱从玖是浙江方面主动向中央要的。”一位接近朱从玖的权威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组织考察到朱飞赴杭州，整个过程不到半个月。
5月4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来到金融街富凯大厦，对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进行组织考察，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后，证监会司局级以上干部参加了对朱从玖的民意测评。测评结束后，证监会官员们匆匆赶往民族饭店，参加下午2点钟举行的新一届并购重组委员会成立大会，由于时间紧张，结果集体迟到。
朱从玖“闪电”履新之后，成了继屠光绍之后，第二位空降至经济大省分管金融的证监会高官。
“正当中国经济面临滑坡之际，作为少壮派的朱从玖被调到金融矛盾最为突出的浙江省主抓金融改革，可谓临危受命。”一位金融专家评价称。
本报记者从权威人士处获悉，上交所总经理张育军亦将于近期飞赴北京，接替证监会主席助理一职，分管发行，而上交所第一副总经理黄红元将升为总经理。
“贵人”引航
“在证监会领导中，朱从玖的口碑数一数二。”用一位证监会高层的话说，让朱从玖分管发行，没人有意见，在整个证监会系统，几乎听不到对他的负面评价。
能力超强、做事低调是行业内对朱从玖的一致评价，用一位券商董事长的话说，朱从玖“为人处世、分寸把握，都非常聪明”。
他给人的印象是敦厚淳朴，甚至穿上西装也有几分“土气”，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工作了30年，“草根”出身的朱从玖未改本色。
朱从玖出生于安徽省肥西县一个普通农家。出身贫寒，造就了朱从玖低调、沉稳的性格。
“他家里很贫寒。”一位同为肥西县杮树岗乡人的证券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朱从玖的父母都是农民。从安徽财贸学院金融专业开始，朱从玖再也没离开过金融行业。本科毕业之后，朱从玖考上著名的“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23岁便拿到硕士学位，可谓少年得志。
1988年，朱从玖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工作，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时任央行副行长的刘鸿儒。
刘鸿儒同样出身贫寒，年轻时曾留学前苏联，是前苏联顶尖级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的得意弟子。刘鸿儒被称作中国资本市场奠基人，1992年担任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一年后，刘将朱调入证监会，担任其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同一年进入证监会办公室的，还有朱从玖的研究生同学张育军。
身为中国金融“教父”级人物，刘鸿儒门生众多，人脉广泛，退休后，刘鸿儒还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致力于公益事业，而朱从玖也以个人身份，参与恩师发起的公益活动。
不爱抓权
朱从玖仕途“发力”是从新世纪开始的。2000年，他接替屠光绍，担任上交所总经理一职，这一年，他仅35岁，成为上交所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总经理。
在上交所的9年间，朱从玖将他的蓝筹梦变为现实，他推动了四大国有银行、中国石油、宝钢集团、长江电力、中国神华等巨型企业在A股的上市，构建了世界规模的蓝筹池，上交所跻身世界一流交易所，也让上海有了建设全球金融中心的底气。
2008年2月，年仅43岁的他赴任证监会主席助理兼发行监管部主任，成为金融监管系统内最年轻的高层干部之一。
“虽然掌管着发行，但朱从玖是个不爱抓权的人。”一位和朱从玖是安徽同乡的投行老总告诉记者，和朱从玖相识多年，但从未因为工作的事情找过朱。
实际上，在新股发行制度上，最早提出“归位尽责”的是朱从玖，作为市场派，他愿意放权，让市场的归市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代替市场的选择”。
朱从玖主抓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推动了整个发行制度的思路转变，审核制被淘汰，窗口指导成为历史，尽管一些细节仍存在争议，但市场化的大方向已经是业内共识。
“他的改革对投行能力的提升产生了巨大作用，投行核心能力形成，而且一批社会精英进入这个行业，为郭树清的下一步制度创新带来了人才基础。”上述投行老总说。
创业板尽管带来了“突击入股”、“三高”等争议，但在推动资金特别是PE进入实体经济中作用巨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口下滑，大量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难题，创业板的设立恰造就了PE热，上万家PE公司的投资救活了一大批中小企业。
浙江新使命
朱从玖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特别是在企业上市方面的经验，得到了浙江方面的欣赏。浙江省2011年GDP是2.7万亿，全国排名第四。
朱从玖空降杭州后，将接替龚正，担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长。后者也属“空降”，2008年由海关总署副署长调任浙江省副省长。在金融领域上，显然，朱从玖更为专业。
47岁的朱从玖仕途被广为看好，不过，面对矛盾尖锐的浙江金融和复杂的经济形势，亦压力不小。
一方面，浙江中小企业众多，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企业融资难，大量资金却没有去处，出现了“民资丰富”与“融资困难”并存的局面，浙江金融改革刚刚破题，直接融资经验丰富的朱从玖显然被寄予厚望，需要去破解金融困局。
浙江金融也是中国经济的一面镜子，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下滑的风险，中央政府放弃“保八”，未来数年，中国的GDP可能要下一个平台，企业融资难更是全国性问题，在人口红利渐渐消失背景下，只能期望于继续推动改革，期待制度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让有贡献的少壮派去浙江解决问题，其实是临危受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