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只有43平米的工作室中，除了一张细长的沙发，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被各类的书籍和摄像器材包围着。很难相信，《舌尖上中国》第一集《自然的馈赠》便是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剪辑出来的。
在这样一个时候采访任长箴似乎并不容易，不仅仅是因为最近要采访她的媒体多了许多，更主要的是业内的同行们几乎要把她的手机打爆了——或是邀请前去讲读“成功经验”，或者邀约去拍新片，当然，更多的是业内好友的祝贺或者赞扬。作为《舌尖上的中国》的执行总导演，本来就忙碌的她如今变得更加缺少空闲。
叫座，意料之中；
叫好，意料之外
《华夏时报》：《舌尖上的中国》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关注，出乎你当初的预料了吗？
任长箴：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首先，我们当初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是要为央视纪录频道做一个纪录片，以后纪录频道要播一个片子，我们也没有对它有太多的预期。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就是美食类的节目在全世界都是收视率最高的，但是这个片子在收视率之外，竟然还引起这么大的轰动甚至追捧，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就是说叫座我们是有准备的，但是叫好，甚至这么多人叫好是出乎我们当初意料的。
《华夏时报》：这么一部现在看来比较优秀的作品，在当时央视给你们的人员和资金的配置如何？
任长箴：我们当时做前期调研的有3人，导演8人，主力摄影师8人，剪辑师3人。投入到这个项目的经费大概是450万左右，这其中包括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宣传费等等各种费用。我没有支配经费的权力，但是我可以说我们这个团队对得起这些投资了。
最初的方案
并不是现在这样
《华夏时报》：什么时候接到这样一个选题？
任长箴：去年的大年初六，我接到陈晓卿的电话，说要做一个美食的片子。但是当时的关注点和情愫是和你今天看到的不一样的，那时我们的方案是做“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主题是一集，比如“柴”就是薪火相传，“醋”要引出唐太宗和房玄龄的历史典故。如果是按照那个方案做出来的片子应该就是平时我们在央视看到的那种纪录片。
当时我拿到方案后，就觉得不想做了，没意思。如果要做，我有我的想法。后来，我就跟陈晓卿商量，他也觉得方案不是最好的，还可以商榷和讨论，同意改动。那个方案其实也不是他写的，而是我们的顾问沈宏非写的。我记得陈晓卿当时说过一句话，即便到今天他也一直强调这句话——“要表现中国人和食物的关系”。但是这个说法很虚，你说中国人和食物是什么关系啊？我们的讲述结构、讲述方式和推进方式都不能成立。我看过一本意大利人写的《慢食运动》，那个人是国际著名美食学创始人。我为了做这个片子，把那本书读完了。去年5月份，在我做了执行总导演后，就根据西方美食学的分类进行了分集，也就是现在节目的方案雏形。后来我就拿着我的分集，比如说第一集要说出我们物产丰富、山河秀美，这第二集《主食的故事》需要有米和面啊等等，陈晓卿这个时候基本就给定了调子了。
被“舌尖”锁闭的14个月
《华夏时报》：平均来说每一集的拍摄周期是多少天？
任长箴：有的集拍摄60多天，有的集拍摄40多天，平均下来每一集大概50多天吧。但是这50多天不是连续的，我们是一个点一个点拍的，而且都是应着季节拍的。比如说诺邓火腿，我6月份去，人家不做，必须11月份才能再去拍。那个挖藕，必须只能10月份去拍，别的时间人家没有。拍完我们就回来了，就看素材，再联系下一个拍摄点，所以我们整个拍摄周期是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2月。因为我们的制作周期不允许我们拖太久，后面还有3个月的后期制作期呢。到今年的5月3日我们把最终的片子发给了电视台。可以说前期加上拍摄以及后期剪辑，我一共耗在这个片子里的时间是14个月，像是完全被封闭了似的。
《华夏时报》：在这14个月里，为了拍摄，你们团队前后去过多少地方？
任长箴：应该是20多个省的70多个拍摄地点，但是具体多少个没法统计了，因为有些地方你跑过，但是后来片子里没用上。但是当时我给分集导演规定的就是每一集要有8到10个地点，比如说我们第一集里的竹笋就有两个地方，一个浙江，一个广西，其实还有第三个地方，但是后来被删掉了。
《华夏时报》：走过那么多的地方，拍摄哪个场景的时候让你印象深刻？
任长箴：和很多观众一样，挖藕的那个场景。片子里的挖藕的兄弟两人是我们从300个职业挖藕人中选出来的，在剪完那个片子后我觉得它特别符合我在现场的感觉。第一，震撼，从来不觉得藕是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挖出来的。第二，这些人真不容易，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要有那么长的时间一直待在藕田里，他们是职业的挖藕人。其实当时我们做调研的时候选择的是山东，莲藕的故事也不是放在第一集，而是第七集。但是从山东调研完之后，我们的总导演陈晓卿说其实山东的莲藕并不典型，最好的藕是湖北的藕。后来我就给湖北的朋友打电话，她说我们这里有藕，而且是大湖的藕。就这样莲藕的故事从山东到了湖北，从第七集到了第一集。
质量参差不齐在所难免
《华夏时报》：在拍摄这部片子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商业的合作吗？
任长箴：绝对没有。首先中央台绝对不允许的，而且也是我们自己不愿意的。我们片子里都拍得那么干净了，你想陕北卖黄馍馍的老头，当地旅游局能知道他在哪里吗？其实所有的商业因素你是骗不了观众的，观众的眼睛那是雪亮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说我们拍诺邓火腿，会不会有人以为是当地旅游局给我们买的？虽然它在当地很有名，但那不是别人给我们买的，4条火腿都是我们自己出钱买的，17公斤一共1642元。搭诺邓火腿的土灶也是我们出钱雇当地人自己搭的。该出的场地费我们出了，该出的工时费也出了，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除了中央电视台之外，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任何资金支持。
《华夏时报》：很多人都会反映这部片子中的集与集存在着一些质量参差不齐，你怎么看？
任长箴：客观说我们这部片子里确实有一些参差不齐，因为我们这个团队是一个临时的团队，不是一个大家在一起作战了好多年、老拍这种片子的团队。这个团队是我们临时搭建的，这个团队里的人做什么类型片子的都有，有的人做科教片，有的人做人物片，有的做15分钟的栏目，有的做30分钟的，我需要迅速在短时间内整合这支队伍，让他们在50分钟的片子里，在影像风格上、表述方法上、人物情感上保持一致。这当中肯定是有一些困难的。哪怕你现在看BBC的片子，虽然他们的差距已经很小了，但是细看的话还是能看出参差不齐来。
这个是我们国家当前纪录片制作水平所限制的，这个没有办法，必定是会有的导演手高，有的导演手低。这个还希望观众原谅，我们以后努力迎头赶上。
《华夏时报》：现在电视台也播出了，你个人再回头来看的话，会有遗憾吗？
任长箴：我认为这部片子是我们所有导演尽了全力的，是我们自己最高水平的呈现，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现在片子刚播完，我们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还要看观众的评价，要看专家的评论，业内同行的反馈，因为你有时候看你自己是看不到硬伤的，因为有硬伤的话我早就改了，我干吗还留着硬伤，留着遗憾？这次的平台非常好，我没有任何怨言。经费不够，不存在！央视的平台不够大，不存在！
目前来讲，我等待评论，等待意见，等待评价，然后总结。
做纪录片
不要低估观众的智商
《华夏时报》：这部片子之所以成功，从你的角度来看，原因有哪些？
任长箴：我们关注的是普通人，关注普通人的最朴素和最温暖的情怀，不登堂入室，不说大厨和美食家。好像一个美食节目不谈名厨、名嘴就不像是一个美食节目，但是我们片子就没有。因为你看到了你家乡的味道，你看到了你爸爸妈妈做出来的饭的味道，你看到了普通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你看到了很多人勤勤恳恳小富即安的生活，某种角度来说，它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这个片子成功的原因。
这部片子绝对不是因为吃而成功，而是因为吃后面的那些人，你会发现这些人这么艰苦的生活条件，这么简陋的工作条件还能一如既往的努力，我觉得应了四个字——“生活万岁”。我们做这个片子是想表现中国人内心温暖、美好、向上的一面，这是我们的终极夙愿。观众如果感觉到了这些，我们当然感动了。
《华夏时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观众的感受是最重要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任长箴：对。到目前为止，我最感动的就是观众。做纪录片的人绝对不要低估观众的智商，观众是最牛的，他们什么都能看得懂，千万不要觉得这里可能观众看不懂，我不这样说了。你做到位了，观众就看明白了。观众看不懂，那是因为你没做到位。
做电视那么多年，我老是感觉观众不存在，很孤独。在这次《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之后，让我感觉原来观众也特别孤独，他们没想到会有人做这样的片子。我们和观众之间需要一个桥梁。通过这部片子，以及现在的微博，观众找到我们，我们找到观众，彼此之间有了交流。有个观众跟我说“你们把我的世界给照亮”，其实我觉得观众同样也照亮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