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湘鹏 北京报道
周汝昌先生于5月31日辞世，由家属向外界简单发布了消息。没有追悼会，没有吊唁仪式，这位95岁的红学家唯愿摒却尘俗，清清静静地离世。
不少人对红学颇有微词，质疑中国学者浪费大量资源在一本小说上，这种成体制成规模的研究“无用”于社会。在周汝昌老先生辞世之际，有人重提这一观点。王朔也在微博里说：“对于周汝昌老先生逝世表示沉重的哀悼，虽然我觉得他所从事的红学是全世界最无聊的学科，但对他一辈子能孜孜不倦从事这么无聊的事儿，感到十分的敬佩！”
作家夏商批评道：“《红》再好，也只是一部小说而已，全国吃曹雪芹饭的痼疾不下万人，占用了大量编制和资源，去研究一本未完稿的小说。实在没东西说了，就开始各种莫须有的钩沉和考据，简直是荒唐。”有好些批评者更称红学为迷途、伪学问。
然而沉缅于《红楼梦》的人也不在少数，他们远非轻浮之辈，从古到今的名单也蔚为大观。有人以 “无用之博雅，远胜有用之喧嚣”反驳批评者，认为否认现代红学的成果，是一种对文化的粗暴。而对于周汝昌这种与一本书相伴的人生，换一种眼光看，也有其美丽与独特。
令人宽慰的是，有不少人在微博上纪念周老，也纪念这份生命的情致。有人在留言中写道：一辈子与一部伟大作品长相厮守，或许未必构成一种伟大人生，但肯定会活出一派美妙人生；哪怕长期身陷耳目失聪失明之境，一股富含教养的幸福感，也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滋润，并足以补偿所有不幸。
耳聩目盲摩红楼
周汝昌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以后任教于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对他并未形成决定性的影响，30岁时他开始红学研究，其体系来自胡适所建立的“新红学”基本构架。
新红学以五四为界，区别于评点派、索隐派等旧红学流派。它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起点，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开启了考证派的方向。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许多文献档案被挖掘，更支持考证派成为后来红学界的主流力量。
1940年代末，周汝昌参与到红学研究中。他把研究对象学理化，把作者、版本、脂批、佚稿等方面的研究，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充实成一个血肉饱满的庞大体系”。
今天我们对《红楼梦》的了解，很多来自于前人的研究：非经胡适的考证，我们不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周汝昌的研究，则贯通曹雪芹家世生平资料，使小说价值更为深邃。
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挖掘《红楼梦》的文本和文化价值，周汝昌给出的答案是：思想情感之伟大；学识广博之伟大；气味品格之伟大；才情诗境之伟大。这种热爱堪比“失足”，竟使一个人从30岁开始，至95岁的漫长岁月里，反复摩挲一本小说而无暇他顾，以至耳聩目盲、陋室孤灯，身后留下60部红学著作。
1947年，周汝昌发表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成为开创性的曹学专著。其价值在于“一个是建立了‘曹学’；二是将‘曹学’与‘红学’紧密结合，体现出一个根本认知：‘曹学’方是‘红学’的根本基础；三是从文、史、哲三大方面来综合阐释《红楼梦》的高层次文化意义。《红楼梦新证》兼及脂砚斋研究，探佚研究和版本研究，红学体系的雏形已经出现。”
1954年，周汝昌开始失聪。1974年，他视力急剧下降，已无法大量阅读红学界的新成果，在近十年时间里，对红学的了解主要来自他的几位论敌和崇拜者。
1976年，周汝昌进一步把《红楼梦》实证研究体系化、专门化，体现了这一时期实证红学的最高成就。
80年代以后，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的回顾、对丰润说、曹雪芹画像的考证，再次掀起了新红学浪潮。
晚年，周汝昌一直以口述的方式延续自己的红学研究。离世前一周，他向女儿口述了新书的提纲。
1979年以来，周汝昌一直蜷缩在北京东城一处蜗居中，居住条件从未改善过。其子周建临坦言：他哪里有什么遗产！他住得很简陋，说是红学大家，完全是一个穷人，独自过着俭朴凄凉的老年生活。
一生与书相伴
一生相伴红学，他也陷入了自己的个性和命运之中。
早年成名，50年代已成为红学界的大学者。他斥《红楼梦》后四十回为“狗尾续貂”，篡了《红楼梦》的真味儿，却因此而被孤立了。随后他又对“名家”、“势力”耿耿于怀，陷入越来越深的孤独中。此孤立绵延几十年，他成了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维昭称周汝昌在“红学史上，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如果做一个统计，人们会发现周汝昌得到的批评要大大地超过赞许。他的缺点和错误如此不加隐饰，以致很多BBS上的“红迷”可以居高临下地对其品头论足。
他被迫成了“斗士”，为坚持和维护自己的学术见解而展开了韧性的、几乎是毕生的“战斗”。也因为论述之争，他从中国艺术研究院退休，脱离了“组织”。
大约是命运的安排，让钟情于曹雪芹，因而他自己的命运也暗合了曹雪芹“谁解其中味”的历史性孤独。
1980年，作为一个红学后辈的梁归智，给周汝昌写了第一封书信，是他的论文《史湘云嫁贾宝玉说》。大约一周左右，梁归智收到回信：“见所论，不胜欣喜。我们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尽管感叹视力毁坏，信中依然详细探讨了红学的学术问题，并推荐梁稿给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我对你是很支持的，寄以很大的希望……深盼你在这方面做出好成绩。”
两人开始书信论学，神交日深。“他为人很率真，有些人把他想象得很狡猾，这是误解。”梁归智说，“他性情天真，对后辈们都热情无私地帮助。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
“周汝昌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梁归智说。古道热肠也会招来非议，竟使得周汝昌极为低落：“红场极不堪。我数十年观场，至今日中怀风味作恶！若非有兄等三子为中流砥柱，我真不想再研红了。”
他不擅于经营人际关系，处事就像孩子。事实上他宁可清贫，也不愿物利沾污了心境，以至于“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真书换万金”。刘再复曾感叹，“他就是一个贾宝玉，一个贾宝玉式的赤子，一个贾宝玉式的痴人。”
令刘再复震撼的是，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3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周汝昌称，“曹雪芹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是相当于释迦牟尼和孔子一级的大哲士。”他坦率地说：曹雪芹的文化思想，在18世纪初期，对中国文化是一种启蒙和革命的思想。其价值与意义和他真正的历史位置，至今还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90年前陈蜕先生提出了曹雪芹是一‘创教’的伟大思想家的命题……陈蜕所见甚是。”
刘再复初听此话尚未特别留心，置身海外时，感受才越来越清晰。“我重读周先生的这篇文章，真是激动不已，阅读后的瞬间，我真想告诉所有热爱《红楼梦》的朋友一句话：我和周汝昌在《红楼梦》的天地大境界上相逢了。”当他把《红楼梦》作为“生命体认对象”，而非“研究对象”，把自己的情感、心灵参与其中，才读出贾宝玉乃是准基督、准释迦，才明白《红楼梦》具有宗教式的博大情怀和大慈悲精神。
相隔万里海波，周汝昌早把一生投付了这份外人难以理解的事业。身外红尘滚滚，一条产值几十亿的红学产业链，从出版、影视、旅游、到各种文化活动、学术会议，以及各级红学研究和出版机构，都足以说明红楼在“有用”的现代思维开发下，已变成红楼“金梦”。
“他最后脑子很清醒，躺在床上，让我给他读他自己早年写的《红楼梦》相关研究，对一些地方有了新的体会，不过后来我自己不忍心读了，爸爸耳朵不好，根本听不见。”他女儿周伦玲说，“我觉得爸爸最后是被累死的。可以说精力耗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