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初夏的北京，下午2点。一身浅色休闲装，一副黑框眼镜，一脸灿烂的微笑，芮成钢如约而至。除了端着的茶杯，他的手里还拿了一本《虚实之间》。
微博让信息简化
《华夏时报》：这本新书距离你上次出书相隔只有3年，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名人扎堆出书持有质疑，不担心外界说你是跟风吗？
芮成钢：我觉得“因为出书热，所以出书”其实并不对，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恰恰是因为现在中国人读书的少了，所以才更应该出书。二十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5年前，中国人特别把读书当一回事的时候，书店总体的销量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到了现在，读书的人少多了。如今，从作者的劳作以及最终的受众来看，写书可能还不如写微博。你想，微博消息那么多，并且那么多人在关注，大家还能和你互动一下，谁还看书呢？
《华夏时报》：微博改变了许多。
芮成钢：对。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觉得因为以前写微博写多了，习惯了写微博的思维，老想着简化简化再简化，用不超过140字来把事情说清楚，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很多信息就缺失了，或者可读性就没那么强了，但这也可能是微博时代或者社交网络时代的副作用之一。所以，我觉得在140个字这样碎片式的传播时代，还有人愿意写书和看书，这本身就挺难得的。
奢侈品和移民
《华夏时报》：你在书中谈到拉菲的时候说“从名表到名包，从名车到名酒，凡是被中国人喜欢上的东西，都是堪喜堪忧”。这种喜和忧具体指什么呢？你怎么看待奢侈品热？
芮成钢：我在书里描述得非常清楚，喜的是从此赚钱不愁，忧的是产业固有的系统一定会在非理性追捧、炒作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其实，1982年的拉菲，抑或2008年的拉菲，几百、几千或几万块钱一瓶的酒，有几个中国人的味蕾能分辨得出来？我觉得不多。
我对奢侈品本身不排斥，我们每一个人，像我这样从事的工作，经常在全世界各地跑，难免会有那么几件奢侈品。我排斥的是全社会、全民追捧奢侈品——不管你收入多少，不考虑自己的收入程度，盲目去追捧奢侈品。这是不应该的，我把它叫做“非理性消费”。
就我个人的感觉，我们对奢侈品的追求和自信有关系。我们的自信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我比你某些方面多，我就自信。这有一些潜移默化的联系，你用奢侈品，我没用，那我怎么自信呢？大家在一个场合，一桌子人戴的都是瑞士名表，就某一个人戴的是一千块钱的表，怎么自信呢？我们的自信是来自物质等拥有财富的比较，这个是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考量。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数字是巨大的，光海外消费就有500亿美元。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且奢侈品大部分在国外消费，买的都是外国的品牌。如果这些钱花在中国境内，不被外国奢侈品牌拿走，对中国的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奢侈品对风气的影响也不是很好，当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在我们大众身上，这是个悲哀的事情。
《华夏时报》：其实除了奢侈品热，你还提到了移民，对于移民，你怎么看？
芮成钢：我在书里就这个话题说了挺长一段。我帮很多朋友的孩子写过推荐信，办过签证。我个人觉得，孩子过早出国未必是好事儿。高中没毕业的孩子去国外读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到美国读书了，美国孩子小时候看美国的铁臂阿童木，跟他们也没得说，你也是个局外人，可能也融不进去，很可能就是一帮中国留学生一块儿玩。到了毕业，找工作，到了一个机构里，没有发力的点，老板会疑惑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因为你没有个特别完整的东西。
去国外读书，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不特别清楚的。欧美国家的名校和普通学校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国的重点大学，跟普通的州立大学也差得非常大。在美国和欧洲，人家也有边远山区，和城市之间差别也很大。早出去读书未必好。我个人建议在中国读完大学，有一定的工作成绩，再申请，美国人也尊重你，通过你的桥梁看到很多中国的东西，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
中国对世界是个谜
《华夏时报》：你参加了十多届达沃斯论坛和多次G20峰会，就你个人的感受，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变化？
芮成钢：我觉得变化很大。G20跟达沃斯不太一样，G20是闭门会议，真正的会场记者是进不去的，而达沃斯是开放式会议。
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经历了很多变化。2001年，我第一次去瑞士达沃斯时，他们还不太在意中国，顶多就说“中国在未来很重要，好好努力”。然后那些人就转身该干吗干吗了。中国虽然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国家，他们却不太在意。
历史是高度循环的。最近几年情况开始好一些，中国一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又遇到了金融危机，但无论怎么说，中国对世界来说，始终像个谜。
《华夏时报》：你采访了那么多国际政商首脑，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困扰吗？
芮成钢：我们参加G20峰会，欧美政要一般不愿回答亚洲记者的问题。我们往那儿一坐，他就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像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跟我说的那样——我是美国人的总统，美国人能决定我当不当总统，我要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给我投票。
欧美政要一般也不愿意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当然，有时候也接受一下。比如伦敦G20时，奥巴马那时刚当选为总统，他愿意跟世界媒体互动一下。但是经过这几年，他在美国媒体前经常中枪，已经“伤痕累累”了，就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只愿意跟白宫的媒体接触了。
现在奥巴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会对他产生积极作用吗？不一定，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说反对党可能会借此抨击他。此外像萨科齐、默克尔，也都只愿意跟本土媒体打交道。在这种国际化领域中，中国媒体去采访，多少是会遇到一些障碍的。
《华夏时报》：这种障碍，你是如何去克服的？
芮成钢：我觉得信念很重要，要让外国政要觉得你不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人，你是一个有脑子的人，要建立一种互相的信任。
曾经有一次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国际政要，我跟他关系非常好，可以不用喊他全名。当时我的同事特别希望采访时能下猛料，正好当时国际媒体也在炒作他。
当时他见了我也很开心，我就用了最舒服的方式把那个问题给问了，他就很惊讶，立即有些不舒服了。他的班底也觉得，芮成钢怎么也问这种类似花边新闻的话题呢？
那次事情后我反思了一下，值不值得这么做？那期节目，因为我问了政要一些尴尬的问题，可能节目会更吸引眼球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我和他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而作为一个媒体人，你要珍惜这种信任，让被采访者觉得你不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人，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跟着外面小道消息走的人，应该让他感觉你是真正的、严肃的、负责任的、专业的、全面的媒体人，他才会有进一步跟你交流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