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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成钢:我们对奢侈品的追求与自信有关

陈相乐 2012-6-15 22:27:05

本报记者 陈相乐 北京报道

    初夏的北京,下午2点。一身浅色休闲装,一副黑框眼镜,一脸灿烂的微笑,芮成钢如约而至。除了端着的茶杯,他的手里还拿了一本《虚实之间》。
微博让信息简化
    《华夏时报》:这本新书距离你上次出书相隔只有3年,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对名人扎堆出书持有质疑,不担心外界说你是跟风吗?
    芮成钢:我觉得“因为出书热,所以出书”其实并不对,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恰恰是因为现在中国人读书的少了,所以才更应该出书。二十几年前、十几年前,甚至5年前,中国人特别把读书当一回事的时候,书店总体的销量要比现在多得多。但是,到了现在,读书的人少多了。如今,从作者的劳作以及最终的受众来看,写书可能还不如写微博。你想,微博消息那么多,并且那么多人在关注,大家还能和你互动一下,谁还看书呢?
    《华夏时报》:微博改变了许多。
    芮成钢:对。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就觉得因为以前写微博写多了,习惯了写微博的思维,老想着简化简化再简化,用不超过140字来把事情说清楚,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很多信息就缺失了,或者可读性就没那么强了,但这也可能是微博时代或者社交网络时代的副作用之一。所以,我觉得在140个字这样碎片式的传播时代,还有人愿意写书和看书,这本身就挺难得的。
奢侈品和移民
    《华夏时报》:你在书中谈到拉菲的时候说“从名表到名包,从名车到名酒,凡是被中国人喜欢上的东西,都是堪喜堪忧”。这种喜和忧具体指什么呢?你怎么看待奢侈品热?
 芮成钢:我在书里描述得非常清楚,喜的是从此赚钱不愁,忧的是产业固有的系统一定会在非理性追捧、炒作的过程中遭到破坏。其实,1982年的拉菲,抑或2008年的拉菲,几百、几千或几万块钱一瓶的酒,有几个中国人的味蕾能分辨得出来?我觉得不多。
    我对奢侈品本身不排斥,我们每一个人,像我这样从事的工作,经常在全世界各地跑,难免会有那么几件奢侈品。我排斥的是全社会、全民追捧奢侈品——不管你收入多少,不考虑自己的收入程度,盲目去追捧奢侈品。这是不应该的,我把它叫做“非理性消费”。
 就我个人的感觉,我们对奢侈品的追求和自信有关系。我们的自信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我比你某些方面多,我就自信。这有一些潜移默化的联系,你用奢侈品,我没用,那我怎么自信呢?大家在一个场合,一桌子人戴的都是瑞士名表,就某一个人戴的是一千块钱的表,怎么自信呢?我们的自信是来自物质等拥有财富的比较,这个是复杂的现象,值得我们考量。
 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数字是巨大的,光海外消费就有500亿美元。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且奢侈品大部分在国外消费,买的都是外国的品牌。如果这些钱花在中国境内,不被外国奢侈品牌拿走,对中国的经济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奢侈品对风气的影响也不是很好,当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生在我们大众身上,这是个悲哀的事情。
 《华夏时报》:其实除了奢侈品热,你还提到了移民,对于移民,你怎么看?
 芮成钢:我在书里就这个话题说了挺长一段。我帮很多朋友的孩子写过推荐信,办过签证。我个人觉得,孩子过早出国未必是好事儿。高中没毕业的孩子去国外读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有多少?到美国读书了,美国孩子小时候看美国的铁臂阿童木,跟他们也没得说,你也是个局外人,可能也融不进去,很可能就是一帮中国留学生一块儿玩。到了毕业,找工作,到了一个机构里,没有发力的点,老板会疑惑你到底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因为你没有个特别完整的东西。
    去国外读书,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人不特别清楚的。欧美国家的名校和普通学校的差距是很大的。美国的重点大学,跟普通的州立大学也差得非常大。在美国和欧洲,人家也有边远山区,和城市之间差别也很大。早出去读书未必好。我个人建议在中国读完大学,有一定的工作成绩,再申请,美国人也尊重你,通过你的桥梁看到很多中国的东西,我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
中国对世界是个谜
    《华夏时报》:你参加了十多届达沃斯论坛和多次G20峰会,就你个人的感受,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什么变化?
 芮成钢:我觉得变化很大。G20跟达沃斯不太一样,G20是闭门会议,真正的会场记者是进不去的,而达沃斯是开放式会议。
 中国在达沃斯论坛上经历了很多变化。2001年,我第一次去瑞士达沃斯时,他们还不太在意中国,顶多就说“中国在未来很重要,好好努力”。然后那些人就转身该干吗干吗了。中国虽然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国家,他们却不太在意。
 历史是高度循环的。最近几年情况开始好一些,中国一下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又遇到了金融危机,但无论怎么说,中国对世界来说,始终像个谜。
 《华夏时报》:你采访了那么多国际政商首脑,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困扰吗?
    芮成钢:我们参加G20峰会,欧美政要一般不愿回答亚洲记者的问题。我们往那儿一坐,他就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像奥巴马总统第一次跟我说的那样——我是美国人的总统,美国人能决定我当不当总统,我要对他们负责,因为他们给我投票。
 欧美政要一般也不愿意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当然,有时候也接受一下。比如伦敦G20时,奥巴马那时刚当选为总统,他愿意跟世界媒体互动一下。但是经过这几年,他在美国媒体前经常中枪,已经“伤痕累累”了,就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只愿意跟白宫的媒体接触了。
 现在奥巴马接受中国媒体采访,会对他产生积极作用吗?不一定,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说反对党可能会借此抨击他。此外像萨科齐、默克尔,也都只愿意跟本土媒体打交道。在这种国际化领域中,中国媒体去采访,多少是会遇到一些障碍的。
 《华夏时报》:这种障碍,你是如何去克服的?
 芮成钢:我觉得信念很重要,要让外国政要觉得你不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人,你是一个有脑子的人,要建立一种互相的信任。
 曾经有一次采访,一位非常知名的国际政要,我跟他关系非常好,可以不用喊他全名。当时我的同事特别希望采访时能下猛料,正好当时国际媒体也在炒作他。
 当时他见了我也很开心,我就用了最舒服的方式把那个问题给问了,他就很惊讶,立即有些不舒服了。他的班底也觉得,芮成钢怎么也问这种类似花边新闻的话题呢?
 那次事情后我反思了一下,值不值得这么做?那期节目,因为我问了政要一些尴尬的问题,可能节目会更吸引眼球一些,但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我和他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一种信任。而作为一个媒体人,你要珍惜这种信任,让被采访者觉得你不是一个断章取义的人,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跟着外面小道消息走的人,应该让他感觉你是真正的、严肃的、负责任的、专业的、全面的媒体人,他才会有进一步跟你交流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