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培佳 李爱明/主笔
2009年上映的好莱坞大片《2012》，让电影照进了现实。
经典镜头再现：当白宫专家们从美国逃难到中国的诺亚方舟建造基地时，带头的美国人感慨说：全球首脑们选择把中国作为方舟建造基地没有错，因为“交给其他国家不可能完成”。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用这样的方式来盛赞中国的投资能力。而事实是，那一年，一个浩大的真实版投资计划正在中国上演，结局正如电影所描述的，中国成为拯救世界的“关键先生”。
一切来得并不突然，但过程很惨烈。
时间回到2008年9月。华尔街没有扇动翅膀的蝴蝶，只有卷起海啸的飓风：从雷曼兄弟破产，到美林、ＡＩＧ等大投行纷纷被收购或接管，一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疯狂肆虐。
如果说，金融海啸是“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这些策划者只能是撒旦或者外星人。艾默里奇另一部电影《后天》里的场景应验了，华尔街进入了“后天时代”。
大洋彼岸的中国，同样感受到了阵阵寒意：经济增长突然从两位数滑向了“6”，工业增加值连续5个月下跌，出口订单现零纪录，A股从6000点狂泻到1664点……
2008年行至10月，人们尚对年初那场大雪灾和春运的拥堵不堪记忆犹新时，却忽然发现，几乎所有大城市的火车站里，都已被返乡的打工者背着大包小包的疲惫身影填满了。还没到“候鸟”回家的时候，甚至还没到年关领血汗钱的日子，大批工厂倒闭了，经济温度骤然变冷，2000万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工作的打工者，无奈提前踏上了返程。
数年来一直高速运转的工业化车轮缓下来喘息，这牵动了中国最敏感的神经。
决策者坐不住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一次非常规的保卫战，战机贻误不得。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面向全世界发出声音：“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一面调集“千军万马”来拯救经济：四万亿拯救计划、十大振兴产业规划鱼贯出台，信贷放到了天量，刺激做到了极致。作战方针是：“快、重、准、实。”
凯恩斯再次复活。中国的四万亿身后，是美国、日本、欧洲等所有经济体动辄数千亿美元的拯救计划，大财政、大投资、大刺激。
10个月之后，2009年中秋节，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一定感慨良多，他刚刚获得的“亚洲最佳财长”称号，是对中国近一年来刺激经济走出“微笑曲线”最好的注解。
而在此之前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温家宝总理一句复苏加一个标志性的笑容，就让全球经济体看到了海啸阴霾渐次散开后的曙光，中国的四万亿保卫战大捷。
只不过，赶走了撒旦，还要继续为战役的下半场埋单。
长安街不眠夜
2008年11月初，入冬时节。
从6000点一路深跌到了1664点的上证指数，嗅到了政策暖意，开始大举反攻。
在此前后的一天深夜，位于北京西长安街沿线上的京西宾馆，一间会议室内，晃眼的灯一直亮着。这是一个不眠夜，决策者最终敲定了一个数字：四万亿。从当时媒体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在这个会议室加班熬夜的既有各部委负责人，也有政府智囊。
几乎同一时间，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把这一数字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刺激计划。
再过一个月，中央会召开每年一度的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第二年的经济“作战”规划，但是已经等不及了。11月9日是星期天，没有人休息，晚间便宣布了“国十条”和未来两年投资四万亿计划，同时还决定在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带动投资总规模达4000亿元。
如果说，《纽约时报》此时的评论“全球都在推迟重大基础建设项目之时，这一方案将有助于对抗全球经济减缓的影响”还太理性的话，英国《泰晤士报》网站11月10日刊发的文章则更能引发情感共鸣。
作者利奥·刘易斯写道：即便前面加上“巨大”或“庞大”一类的形容词，也根本解释不了北京9日晚上发生了什么。北京端出的事实上是一杯猛烈的政治宣言鸡尾酒，是大博弈外交。北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自己是多么负责任。世界本周将开会讨论谁该干什么，中国这时候则亮出一项谁也没见过的让一切相形见绌的计划。试想：推出一项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不仅使本国经济免于衰退，而且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博弈策略。
事实上，中国的这场大博弈策略在此前的数个月内，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了。
9月中旬，一场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
有“索罗斯中国门徒”之称的金岩石惊呼：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全球市场上证券化的财富蒸发了50多万亿美元。人们现在才明白，真正威胁世界的不是本·拉登的恐怖主义，而是华尔街的金融恐怖！
以此为临界点，中国跨过宏观调控的十字路口，正式出手了。
9月15日，中国央行宣布降息，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是5年以来的第一次。此前为了抑制通胀，2007年曾10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
9月24日下午，华尔道夫饭店，在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温家宝总理在短短48小时的行程中，特意安排了一场与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发出了强音：“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美国金融出现问题，我们很关注。问题程度究竟如何？将向何处发展？对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如何？该如何应对？我很关心。”总理的关心，让接下来的中国行动格外高效。
10月21日，财政部等多部委发布“家电下乡”方案和出口退税通知，央行更是在两个月内3次动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11月1日，国家调高近3500项商品出口退税率刺激外贸。
如此密集、如此迅速、如此重大的一系列决策来自遥远的中国，或许让当时的美国财长保尔森意想不到。
作为金融危机的策源地，美国才是遭受冲击最严重的经济体，道琼斯指数在短短7天就从10000点上方飞流直下到8000点说明了一切；然而，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那时还在为出台多大力度的刺激计划、如何刺激争执不下。就在9月29日，美国众议院还否决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
保尔森终于要孤注一掷了，此时距离他卸任还有短短几个月。为了让救市计划获得支持，他竟当众向美国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单膝下跪。有媒体记录下了这一刻：“如果不是保尔森那一脸的垂头丧气和疲惫，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在白宫上演的一场求婚闹剧。”
这次“史上最昂贵的下跪”最终让美国救市计划获得通过，并带出了后继动作：10月8日，全球七大央行同时降息救市。
70多年前，凯恩斯重新定义了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本身并不能避免萧条，而政府能够在危机时发挥作用。中国、美国领衔，拯救集结号嘹亮响起。
11月10日，十六字作战方针发布：“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按照国际惯例1∶3的乘数效应，4万亿的政府投资将带动至少12万亿的社会投资。
这一数字，在随后的落实中仍在步步加码。11月12日，北京作出部署，今后两年共安排政府投资1200亿至1500亿元，预计带动社会投资10000亿元。广东同一天提出在2009年完成1.3万亿的全社会投资。5天后，上海预计到2010年拉动全社会投资超过1.1万亿元。又过了一天，四川决定2009年力争完成投资12000亿元左右。
截至11月21日，2007年GDP超过万亿的9个省份中，已经有7个提出将在未来两年通过政府带动投资万亿以上。
短短两周，国务院提出的两年四万亿计划，已经被地方的投资热情放大到18万亿。这和2007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3万亿相比，是爆炸性的。
除了投资，国务院还出台了6项促进轻纺工业健康发展的措施，一年内3次上调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离上次调整还不到一个月。
目不暇接的时间点和资金数字背后，是从高层到地方夜以继日的忙碌。
熟悉重大工程投资流程的人发现，这段时间，京西宾馆斜对面的三里河路上拥堵了许多，位于这条路上的发改委、财政部办公楼内也喧嚣了许多，来来往往的多是各地前来申报项目和申请资金的发改委官员。
热闹的还有由此再往东的中南海。在11月以来的大半个月内，9位常委已有7位分赴6省市调研。
2008年11月25日的北京刚刚进入“小雪”节气，这一天，一群人还应邀走进中南海，参加温家宝总理主持的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包括7位政府智囊和多位石化、电信、汽车、钢铁等领域的企业负责人。而类似的会议在11月20日已召开过一次。
和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相比，现在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更近了，尤其是加入世贸之后，全球经济成了一盘棋。美国病了，全世界都在行动。
日本内阁快速批准了总额9741亿美元的2009财政年度预算草案。这是日本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预算案。11月26日，欧盟委员会批准2000亿欧元经济激励计划。12月4日，全球五大央行则再次大幅降息。
这是一场只准赢不能输的决战。
千军万马向前冲
可能，谁也不会想到，初战告捷来得如此之快，又是如此真实。
IMF之前较为乐观的预测还只是：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至2.2%，低于世界经济增长3%即为衰退的标准值。中国决策层确定的2009年GDP增长目标也仅是8％。
然而，在四万亿计划实施仅两个月后，中国经济奇迹般地出现了暖冬，上证指数随之上攻到了2000点。
2009年1月22日整个上午，金融危机袭来时才走马上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面对记者谈笑风生，淡定从容。这和他5个多月来面对经济时的担心形成了鲜明对比。随后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
马建堂“对2009年经济充满信心”的依据很充分：2008年12月份部分商品销售有所回升，其中乘用车销量高达64.4万辆；钢铁由11月的下降6.3%变为增长0.1%，价格也有所回升。
不仅如此，国家统计局刚刚完成的调查显示，2009年1月上旬和2008年12月中旬相比，普通大型钢材价格上涨2.8%；2008年12月份全社会用电数约2738亿千瓦时，比11月份增加了6%。
中国智囊机构社科院此时甚至发出了最早的、敢于看到复苏的声音：“中国经济将会领先于世界经济开始好转。”
一场深不见底、波及面广、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危机，真的就这么见招拆招地被刚实施不足两个月的四万亿，顷刻间在大洋彼岸被化解了吗？降龙十八掌还未打完，一阳指就定乾坤了？
要知道，社科院判断好转的后半句是“即便如此，有可能在2009年第三季度才开始止跌回升”。要知道，如果承认本轮面对的危机比1998年那一轮更严重，那么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很可能出现误判。
而事实上，这个时候，也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候。
春节期间正出访欧洲的温家宝总理，在A股开盘前一天起床就问警卫：“股市怎么样？”虽然记错了时间，但是总理如此操心股市，正说明了他对眼下经济的不放心。
不放心的还有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当他2009年年终被外界评为这一年“最忙最难的部长”时，他一定不会忘记，2008年最后两个月的外贸还是那么惨淡。2008年12月中国进出口总值分别同比下降21.3%和2.8%。这是中国进出口连续第二个月出现下降。
另一个数据同样可怕：中央财经领导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2009年年初公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目前约有2000万农民工失业。据官方统计，2009年仍有约2500万人找工作困难，加上610万应届毕业生加入找工作大军，“是30年来就业问题最严峻的一年。”
而此时此刻，美国最担心的还是“危机第二波”。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正式就职总统，他左手接过了白宫的钥匙，右手拎着的是高达800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华盛顿迎来了政治狂欢，却很难引起经济上的哪怕一点乐观。
这一天，美国道指创下了当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跌破8000点，1月份失业率更是升到7.4%。用美国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刺激方案做背景，颇耐人寻味。
环球同此凉热。西班牙1月份失业率创13.3%历史新高；日本GDP萎缩12.7%,为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俄罗斯过去5个月耗尽了35%的外汇储备……
中国显然很难从世界经济大棋局上独善其身。
2月2日，温总理在剑桥大学演讲，语重心长地说：“今天外边下着大雪，天气严寒，但是我的心是热的。现在危机尚未见底，由此可能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还难以预料。”
四万亿说到底，只是个抽象的数字概念，号召力和冲击力不容置疑，一路带领中国甚至世界露出经济企稳迹象，说明这场针对金融危机的保卫战已经度过了保命阶段；接下来，是到了排兵布阵，让各大经济支柱产业振兴经济的时候了。
中南海再次繁忙起来。短短一周内，开了5次座谈会。
2月6日，春节气氛还很浓厚，10位受邀的政府智囊走进中南海。从上午9点开始，他们围坐在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前，就前一天下发到手的《报告》征求意见稿发表建议。
2月12日，13名基层群众代表走进了中南海参加座谈会，他们中有种粮大户、返乡农民工、应届毕业生，还有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温总理对基层代表坦言：“当前，我们应对金融危机正处在不进则退的爬坡阶段。”
爬坡需要新的动力。被称为“十大元帅”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依次排开了阵型。
2009年1月14日，汽车和钢铁两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细则公布；之后到2月25日40天内，装备制造、纺织、船舶、电子信息、轻工业、石化、有色和物流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以迅雷之势全部公布完毕。减税、重组、资金支持等一系列刺激措施出台。
与此配套的还有，2月9日，商务部宣布中央许可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措施，数月之内先后7次上调出口退税，并相继推出家电下乡等刺激内需政策，由此带动的庞大消费群开始“买房买车买股票”。
接踵而至的全国两会开成了“金融危机对策会”，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瞄准了危机，往年报告中对经济、社会等方面近乎平衡的谋篇被彻底打乱，2万余字的内容里过半围绕应对金融危机展开；报告发布的14个重要经济数据中，有12个直接和应对危机关联。
严阵以待，接下来就是准备足够的弹药步步为营。
9.58万亿“弹药库”
决定成败的很可能不是脚下踩的是不是航空母舰，而是手里的枪有多少子弹可以随时发射。
央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似乎不用担心钱怎么花，他需要担心的是到底有多少钱可以拿来花。好在，他的口袋还足够大。
2009年3月6日上午，全国人大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场，周小川听到有记者说“和去年相比，我看到您多了些白发”时，他笑着承认：“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工作还是蛮操劳的。”其实早在四万亿出台前后，市场就传，周小川忙得一夜白了头。
说话间，1月份和2月份的人民币贷款增加额已高达1.62万亿和1.07万亿，这是天量信贷。
“货币政策正逐渐把重点转向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上。”周小川此时的观点是，宁愿出手快，早一些，哪怕出现1月天量信贷的超预期，也不能出手晚了，那样信心就难恢复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央行在2009年开闸放水，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最坚实的后盾。
央行之后每月公布的信贷数据，一次次把刺激计划推向了高潮。3月新增信贷达到创纪录的1.89万亿元、6月信贷增1.5万亿元；至此，上半年新增信贷已经达到了7.37万亿元，远超全年预计的5万亿。这还没完，到年底再计算，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是9.58万亿元。
而事实上，四万亿计划的乘数效应的确太大了，而由此带动的地方投资热情也太高了，再加上为了刺激消费和外贸，财政收入却在收缩。一增一减之间，周小川的大手笔，就掩盖不了谢旭人的困难了。
上海市市长韩正在年初就公开算账意味深长。
第一笔账是，上海现在已经建成或刚开工在建的1-13号线，总里程350公里，总投资约2280亿，已经将1、2号线的回收资金平铺用入新开工的线路项目资本金基础上，现资本金上还缺少200亿。
第二笔账是，上海近期完成了到2020年的《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规划城市轨道线路总长达880公里，未来还需要投入2100亿，其中60％为银行贷款，35％需要由政府支出的资本金860亿，加上第一笔账资本金缺口共计1000亿。
“对于资金缺口，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韩正忧心的背后不止这些，上海市2009年共安排了86个重点项目，所涉及的总投资达5386亿元，而上海2009年全年财政收入预期增长仅为6％，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为458.5亿，不及往年土地出让金一项。
最需要算账的还是财政部。财政部表示，延续2008年各项税收减免政策，加上增值税、出口退税、营业税等多项新的减税政策的实施，2009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只有5.8％，全年将减收5000亿元！
往后看，仅过了半年，上海担心的事就在多地上演了。这让此前在国税总局习惯收钱的谢旭人，不得不提前作起花钱准备。
1月5日，谢旭人公开提出，2009年将是财政十分困难的一年，要有过紧日子的思想准备，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特别是压缩行政开支。
过紧日子不代表不花大钱，相反，为了保障四万亿和十大振兴产业规划的落实，2009年势必是财政大投入的一年。
中央公布的四万亿资金来源是：中央政府承担11800亿，其它近30000亿，支持地方政府积极筹措,如中央财政代地方财政发行2000亿国债，发放一部分政策性的贷款，扩大地方企业债券的发行等。
当前中国债务率约占GDP的22%，远低于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仍有操作余地。但随后爆出的全年财政赤字将创建国60年来最大额记录9500亿时，还是让人捏了一把汗。
美联储为了救经济，在3月份又开始大印钞票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尽管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口口声声地说还有更多的“杀手锏”。
在期待和争议中，地方债开中国历史先河，从4月开始，由财政部代地方发行的2000亿元债券在多地陆续上市，尽管未能快速迎来市场的热捧，但一条缓解财政压力的资金通道还是打开了。
谢旭人在试图找到更多通道。比如，呼声最高的是启动救市第三步：激活民间投资。事后证明这更像是又一次徒劳，但那时还是多少起到了望梅止渴的作用。
《华夏时报》在6月份这样记录了财政部官员的话和一些场景：“现在1000万的支出，谢部长都要亲自过问”、“6月10日傍晚，已经过了下班时间，财政部的办公楼里依然看不出要下班的迹象，走廊里不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匆忙穿梭的背影，几乎所有办公室都还有人在伏案工作。”
财政部加班找钱背后，是财政收支矛盾愈发激化的现实：前4个月，全国财政收入同比下降9.9％，同期支出则增长了31.7%；地方本级财政1-5月累计收入12891.51亿元，同比增长2.9%，而支出17903.96亿元，同比增长29.5%。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配套资金有点跟不上中央的步伐了。第一批中央投资1040亿元、第二批1300亿元，到第三批降到了700亿。中央下拨资金的节奏被迫作出了调整。
审计署公告显示，截至2009年3月底，审计抽查的18个省335个新增投资项目，中央投资资金平均到位率为94%，有的项目地方配套资金到位仅为48%。
7月28日，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国艳发表了一个测算数据，认为财政收入年度预算目标实现有难度，在不考虑加强征管的情况下，全年财政收入可能增长5.7％，预计全年的赤字大概占GDP比重3.5％，达到大约1.1万亿元左右。
“危”言大义。
2009年下半年终于迎来了转机：一面是经济逐步好转，财政收入甚至在8月份出现了大幅增长；另一面是前期投资效果良好，开始控制产能过剩，投资按计划放缓，支出有所收缩。10月30日，十年磨一剑，创业板敲钟上市，给亟须资金的企业开辟了一条融资通道。
新华社10月28日报道，2009年中央政府投资总额9080亿元，截至8月底，已下达中央政府投资7170亿元，占2009年投资总额的79%。到10月份，2009年以来已核准发行企业债券筹资2678亿元，已发行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筹资7504亿元。
至此，在财政最困难的一年，在投资大爆炸的一年，在天量信贷保驾护航之下，四万亿刺激计划所需的弹药，正如温总理所保证的“准备充足”。
刘志军们的“大生意”
凯恩斯要是真的能活到2008年，他会不会想到，翻山越洋之后，会有一群刘志军们在做这样一场“大生意”？
2012年5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画上了句号。一年前的2011年2月，刘志军被免职接受调查，而再往前推两年，这个结局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伴随着金融危机呼啸而来，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迎接刘志军的是他人生中最为意气风发的美好时光。
先别大加指责。四万亿救经济，“三驾马车”很难并驾齐驱。凯恩斯的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主义在发展中国家还很难超脱。
用数据说话,2009年上半年，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净出口反下拉GDP增长2.9个百分点。
这早在预料之中，外围市场入冬，首当其冲波及中国的就是外贸，从2008年6月出现拐点，到2009年4月春季广交会冷清开场，再到当年10月秋季广交会收获锐减，即便是陈德铭“四天跑三省”、亲自拉订单，忙得“爽约达沃斯”，外贸显然一时也难当大任。
消费背景复杂但情况稍好，在一系列刺激下，表现强劲，但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近九成的贡献率相比，仍难望其项背。
这个时候，政府启动大投资快速救经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2008年10月24日，国务院批复2万亿铁路投资扩大内需。这还是不禁让人想起1998年投资公路提振经济的一幕。
实际上，四万亿投资计划出台后，第一声质疑并不是针对投资独大，而是投资蛋糕中“铁公基”比重太大、民生投入过少。
发改委起初公布的四万亿账单中，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是2800亿元，农村民生工程约3700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投资18000亿元，生态环境投资35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投资1600亿元，灾后恢复重建投资1万亿元。
这与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刺激计划相比，投资重点仍集中在“铁公基”上。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从短期来看虽然对经济拉动作用明显，但长期容易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结构失衡。
但无法遮掩，也无须遮掩的事实是，一场大投资盛宴背负着特殊的使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哪怕由此留下了历史的小尾巴，也不能阻挡。
后来，经济观察学者仲大军写了一篇长文，追问“政府刺激经济还有哪些弹药”？他称，单纯的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拉动，很可能既消耗了弹药，又没有实际经济效益，并削弱我国未来的抗风险能力。类似声音在那一年还是成了小众。
刘志军要花钱了。
2008年4月正式开工的京沪高铁总投资高达2209亿元，它赶上了金融危机这个“好时候”。
当年10月31日，四万亿计划拍板前夜，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正式颁布实施：2020年将把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规划目标由10万公里调整为12万公里以上。
之后3年间，铁路投资大幅攀升：2008年全国铁路总投资4168.47亿；2009年全国铁路总投资7045.27亿；2010年全国铁路总投资8426.52亿。
与京沪高铁一起列入四万亿投资计划的，还有沪杭专客、沪宁城际、杭广高铁等。可以说，四万亿带领中国以更快的速度迈进了高铁时代。大型新项目几乎每个月都在上马。
公开资料显示，中铁建、中铁2009年新签铁路项目合同3000多亿元，中交股份亦中标21个项目；中国水利集团、中国建筑集团、中冶集团以及地方的铁路建设公司也加入竞争。
刘志军当年表示，2009年是我国铁路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投产新线最多的一年。截至年底,我国铁路运营里程达到8.6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二位。
而在外界看来，2009年是中国铁路投资大跃进的一年。中国铁路的大手笔投资震惊世界。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有媒体报道，刘志军给京沪高铁下达了献礼令，要求京沪高铁在国庆节前开通。那一年的刘志军可谓走到了人生的巅峰期。
时间有时也会加速度。前期被忽略的问题，终于开始失重。
2010年12月3日，京沪高铁试运营创下了世界高铁实验“时速486公里！”的新纪录。一手主导了这一奇迹的刘志军，其仕途却已岌岌可危。
国家审计署当年出具的关于铁道部2009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显示，2009年末，铁道部负债总额已达到1.3万亿元。高铁正在成为中国铁路的重负。
铁路不是投资下的惟一的蛋。
2002年，重庆牵头整合“八大投”，打造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成立之初，资产总额仅有300多亿元。四万亿计划之后，“八大投”资产总额膨胀到了3000多亿。增长10倍并不是结局，一起翻倍的还有负债率。
投资链条上的每一个枝杈似乎都迎来了春天。
不久前还是减产限产，转眼就是复产了。2008年12月，就在津安钢铁恢复生产的同时，河北各地也陆续有中小钢铁企业恢复生产；其中，唐山市宝业、德龙、纵横、燕钢、粤丰、港陆等钢厂集中复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通过巨额政府投资，带动建筑、交通设备制造、钢铁、有色、煤炭、水泥、石油等行业，在两年时间里带给了中国超过6万亿的GDP增量，从而使我国经济率先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这个时候，人们津津乐道的是硬币的这一面。耐心等待另一面翻开的那一天。
暗战房地产
爱因斯坦之所以聪明，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永恒的相对论。明明暗暗，谁又能真的分清楚？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房地产在2009年的那一场绝地大反击，为整个经济复苏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在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一年后总结时明确表示了“四万亿中没有一分钱流进房地产”，也不会有人否认。
可是当时，和连续放出的天量信贷相比，和大张旗鼓的投资相比，和十大产业里限产限能的钢铁业相比，就是没有给房地产业加上“振兴”的名义。因为这是一个是非太多的行业，一个经历了黄金十年刚刚停下来整顿的行业，一个让老百姓负重太大的行业，当然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行业。
这就注定，围绕四万亿刺激计划，围绕房地产要不要救，更多进行的是背后的博弈。
新年心愿是什么？新华网2009年1月23日以此题做了一项调查，网友反映的最大心愿是“官员不折腾”。此时担心的折腾，正是针对房地产的调控。
如果把2008年11月中央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定义为救市的第一阶段，随着十大振兴产业规划的公布，救市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与之前“保命”时的心态不同，微妙的利益博弈开始显露。
在北京、上海、南京纷纷传出政府不救楼市的声音时，刺激房地产政策是否列入国务院十大振兴规划却吵得不可开交。在买涨不买跌的普通老百姓看来，振兴房地产就是振兴房价。
2009年春节前夕，时任安徽合肥市委书记的孙金龙考察房市,当场买下一套80多平方米的住宅。加上专家喊出的“买房就是爱国”口号，市场猜测房地产就是第十个振兴产业。并非巧合的是，十大振兴产业在明确了九个之后，最后一个迟迟未见公布。
热闹非凡。2009年1月6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年第一会”，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央行四部委联手给房地产业“团拜”，力挺楼市健康，但均未确认新刺激方案。
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却已率先向媒体透露，1月10日前后已提交了房地产振兴报告，引来多方质疑。同一时间，在人民网十大振兴规划专题中，房地产已赫然在列。
2月25日，物流行业进入十大产业。房地产业落选，但争论并未结束。要是各方争论者会“穿越”，到2009年年末去看看，一定会觉得当时的争论太傻，落不落选有什么关系？还不是一样甚至更多地分食了盛宴。
两天后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解读了“未进十大”的原因，“房地产行业是中国重要支柱产业，现在是，未来也是。”
刘铁男言下之意：房地产还是有产业规划，无论“振兴”不“振兴”，“十大”不“十大”。对于中国经济的振兴而言，房地产是无法绕开的一环。
地产大佬任志强2月26日再“开炮”：“中国经济复兴的惟一标志是房地产的复兴。”
猝不及防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买房了，楼市的小阳春在3月间忽然就来了。6、7月间几大一线城市的房价涨幅20%，飙到了历史最高位。
中央财政收支矛盾紧张的同时,地方财政在3月竟然出现了正增长。这很难和地方土地财政脱开关系。财政部数据显示,3月份出现了地方本级财政收入增长10.3%,中央本级收入下降10.3%的局面。
市场背后，异动的是房地产政策。央行公布2009年2月信贷数据时，已经“松口”了，发通知称，要做好对有实力、有信誉的房企兼并重组有关企业或项目的融资支持和配套金融服务。
5月27日，国务院公布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调整结果，其中普通商品住房项目投资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从35%调低至20%。下调幅度之大，之前连市场都没猜到。
与2008年底国资委高调、主动推进房地产央企重组的姿态相比，在2009年7月21日的央企负责人会议上，房地产业显然成了时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刻意回避的话题。当地产业务不再是央企的包袱，还会积极推整合重组吗？
那么，房地产业到底振兴了吗？
社科院专家曹建海7月18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楼市再入暴涨暴跌通道》称：今年以来,新增信贷涨势迅猛，种种迹象表明，资金大规模流向房地产市场的证据是非常明显的。2009年3月以来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重复了2007年的上涨走势；那么,历史还会重演吗？我认为会的,而且在劫难逃。
任志强自问自答：“四万亿投资中难道不征地、不拆迁、不扩大房屋需求吗？不直接进入不等于不影响房价。”
一语成谶。这一次扮演主角的正是腰包骤鼓的央企房地产大鳄们。
6月30日，中化集团下属中化方兴公司一拍成名，以总价40.6亿元、地上建筑面积单价1.6万元/平方米的价格在北京拍得“广渠路15号地”，成为北京“新地王”。排在其身后的是频频刷新记录的央企“地王敢死队”。至今回想都会让人羡慕“钱真多”。
不管承不承认，已经有了反应。从官方逐月发布信贷数据后的分析中可见一斑：5月份全国房地产销量创出近年新高，意味着2008年年底以来，银行信贷投放的主体正在发生变化；6月份有相当一部分信贷资金进入了房地产市场；7月正在建的投资项目存在大量后续贷款需求，房地产市场资金需求也可能继续上升，都将推动信贷的增加。
为此，银监会不得不发文引导信贷流向，规定银行理财产品资金除打新股外，不得购买股票、基金等。
著名财经人士水皮在2009年年底，一面感慨那部名叫《蜗居》的电视剧为什么会那么火爆，一面算了下当时的租售比，结果是：已经亮起了红灯，楼市投资泡沫已经逼近股指6000点水平。
上证指数在这一年冲到3478点后回调，四万亿刺激的经济面显然不能和房地产业比肩。但值得欣慰的是，支柱产业牛市了，经济复苏还会远吗？
排队进CCTV直播间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力挽狂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挺住了亚洲，也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十年轮回。
早在2007年末，《华夏时报》“年终经济报告”锁定为《伟大的博弈》时，就预言了中国作为一个资本强国崛起的路径。那时，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正蠢蠢欲动。
而最先把中国看做一个超级白马股建仓买进的，似乎还不是在1664点抄底的国内投资者，而是全世界多个国家一致的取向。
2009年年初，瑞士达沃斯小镇冰天雪地，中央电视台设在达沃斯冬季论坛内的小小直播间里却异常火爆。3天的时间里，居然有51位各国政要和世界500强的CEO跑到了CCTV的小屋里接受采访，据说不管官大官小一律要排队等候，而且很多还是主动联系毛遂自荐来的。
CCTV之所以在达沃斯如此受欢迎并非偶然，看似和四万亿刺激计划无关其实密切相关，实际上在达沃斯唱主角的已经变成了中国人。中国总理温家宝被主办方安排为特别致辞的贵宾，主席台上只有论坛的主席施瓦布作陪。
水皮随后在其专栏中写道：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被格林斯潘比作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而对中国而言却可能是和平崛起过程中一次难得的机遇。国际社会之间话语权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媒体实现的，能在CCTV露面，能给中国观众印象，正是这些政要和商界领袖追求的。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唱主角这样的判断并不是一种期待，而是一步一步成为既成事实。时间不长，只用了一年。2009，属相牛年。中国经济画下了一条“微笑曲线”。
如你所想，过程曲曲折折，一点都不轻松。但明线暗线交织，经济复苏的每一步踩着的都是四万亿刺激计划、十大振兴产业规划、刺激第三波等政策调控的步点过来的。
《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在2009年年初泼下的冷水没有让人感到绝望，反而平添了许多清醒：中国还不具备率先复苏、拉动全球走出衰退的能力。因为中国还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金岩石在预言欧元危机可能一触即发时，形象地拿出了一张失衡的“资产负债表”：把全球经济视为一份资产负债表，在资产项下，可量化的金融财富已减值50多万亿美元，难以量化的企业和家庭财富至少也减值了30%-50%；所以表内资产发生了大幅度贬值。这就提出了资产和负债再平衡的问题。再来看表内的负债项，负债总额不仅不会减少，各国政府为抵抗金融危机还都在继续举债。
3月13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吟诗轻松回答了这些难题：“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
面对中外记者，温总理再次重申“信心要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已预留了政策空间，并且储备了充足的“弹药”。
这个时候，美股五连阴后强劲反弹，欧美股市竟是一片红色。《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写道：没有其他原因，是受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正召开两会的刺激。
《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题材再度被市场追捧，投资者断定中国政府会加大力度刺激经济，因此纷纷买进重型设备、金属和石油类股。甚至，远在巴西的淡水河谷公司、巴西石油公司等能源和资源板块都在共振。
好事成双。3月中旬消息，花旗集团在连续五个季度亏损后，将实现盈利；美国银行当年前两个月已实现盈利。道指一举收复3月2日跌破的7000点关口。华尔街终于要见底了！
姚景源4月份去山东，发现高速公路上大卡车明显增多。他当时的职务是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这一职业特点还让他发现了更小的细节：“楼下收废品的最近也重新活跃起来，因为金属等废旧物品价格开始回升了。”
数据最直观，一季度，39个工业大行业当中，有33个行业的增长速度在向上，或者下降幅度在减少。
基于此，更乐观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低谷，增长速度在上升，而此时日本经济并没有走出衰退，中国GDP规模可能在今年底超过日本，晋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全球刺激政策再添一把火。
2009年4月2日，伦敦维多利亚皇家港口以北的Excel国际会展中心，空前团结的G20给了世界一个大惊喜，最终筹得了1.1万亿美元刺激经济。
中国经济“半年报”如期而至：GDP增速7.1%，其中二季度已达7.9%，这和实现全年目标8%已近在咫尺；发电量和用电量6月份分别同比上升了5.2%和4.3%，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反弹至10.7%，PMI连续4个月高于50%。
又过了一个季度，上证指数摸高到了近3500点，涨幅超过8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前三季度，我国汽车销量同比增长近30％，年销量有望超过1200万辆；名义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从2月的11.2%上升到10月的16.2%，基本接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
中国可以笑傲江湖了，2009年最后一个季度，GDP增速10.7%，全年8.7%，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就连最难的陈德铭也应该欣慰：2009年出口下降了16%，但进口下降的幅度只有11.2%，要远远小于出口下降。
美国也可以大松一口气了。先行指数的十大经济数据中有7项在年中出现了上扬，道琼斯指数在10月15日重回万点之上，纽交所11月交割的轻质原油价格涨到了每桶78美元。
澳大利亚第一个加息了。要知道在其重要出口国家名单中，此时进口增长的只有中国。
中国经济的V型反转完成得如此干净和漂亮，如此坚定和果断，多多少少让全球的关注目光为之震撼。这一年流行“中国红”。
杜双华还是“卖了”
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打响的四万亿保卫战在2009年取得了胜利，怎么看都是个史诗般的喜剧。
但这一年，对于民营钢铁大鳄杜双华以及他一手扶持做大的日照钢铁来说，却是命运多舛。艾默里奇在电影里猜中了开始，也猜中了结局，但他无法猜中每一个过程。
2011年7月，坐拥近500亿元财富的杜双华与宋雅红的离婚官司进一步发酵。说白了，这还只是家事。往前两年间的遭遇才是杜双华的心腹大事。
2009年1月14日，十大振兴产业规划公布首批产业名单，汽车和钢铁两大产业赫然在列。几乎同一时间，全国各地的钢厂陆续复活。在此半年之前，宏观调控为了应对投资过热，钢铁业首当其冲被列为了限制性产业，限产限能，导致一大批规模小、环评不过关、重复建设的小钢厂关停。
正如那时没能阻止日照钢铁稳步发展一样，如今的振兴也没能让日照钢铁迎来春天。
2008年10月，杜双华以350亿的身家跃升至“胡润百富榜”的榜眼之位。此时，在他治下的日照钢铁，已成为民营钢铁企业中不多的“千万吨级俱乐部”成员。大半年之后，命运等待他的却是要把日照钢铁“卖了”。
2009年上半年，产能过剩的钢铁业在宽松货币政策下继续快速增产，工信部5月份下发紧急通报，提出对不顾市场需求盲目扩大生产的钢铁企业,要商请商业银行减少或停止贷款。
6月11日,距新“限产令”出台仅一个月，日照钢铁年初新上的项目就被环保部紧急叫停。另外，政府紧紧控制日照钢铁在山东多家银行的信贷业务，这让杜双华很难办,“如果银行停止贷款或开始收贷,日钢的资金链就会断裂,连工资也发不出来。”
杜双华尽管不敢公开反对，但也没有束手就擒，他迅速借壳香港上市公司开源控股，收购了日照钢铁的部分资产，以期增加山东钢铁并购的难度，但最终还是要面对日照钢铁难逃被国企兼并的命运。
当年9月6日，山钢与日钢正式签订重组协议，山钢占67%的股权，日钢占33%的股权，日钢由民企成为国企旗下一个子公司，杜双华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而且身份也从日钢的创始人变成了一名股东。
杜双华并不是个案。
2009年末，一年前还对“奥凯停飞”品头论足的李泽源，绝对想不到自己一手打造的民航公司也要改姓“国”了。但这位深航的幕后掌门人已经无暇顾及了，因为11月30日他又一次被警方带走调查。
民营资本的航空界动荡了整整一年，奥凯停飞后，东星航空破产，“王均金”们卖光了鹰联的股份，再到临近岁末的深航“迷途”，随着民资的惨败退出，仿佛又回到了5年前，那时的民航业是清一色的国企。
山西煤老板在这一年同样面临抉择。2009年4月,“煤炭大省”山西拉开史上力度最大的煤炭资源整合序幕。文件明确表示,将全省在册的2840多座煤矿收归国有，到2010年仅保留1000座。
这一年，一定还不会忘记那些央企地王们。房地产不是一个涉及垄断的行业，甚至已可以称为“充分竞争”了，但在2009年腰包忽然鼓起来的央企房地产大鳄们一举牌，江湖格局就变了。
中化集团下属的中化方兴公司借“广渠路15号地”成为北京“新地王”。这让地产大佬潘石屹酸溜溜地批驳其“不讲市场规则”。
一个被诟病了经年的现象再次掀起波澜。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有企业大量出现亏损、倒闭和职工下岗情况，当时留下的“国退民进”现象延续了几年。十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企业界感受到的却是“国进民退”的相反格局。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批评一些地方急于整合兼并企业的做法，“为了推进兼并，一些地方政府还使用一些手段，比如，派工作组检查，搁置项目不批等等，这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009年8月，全国工商联发布《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蓝皮书称，金融危机给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四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蓝皮书措辞可谓激烈：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不是基于市场选择而是基于行政干预的“地方国企央企化”、“民营企业国有化”现象，这一现象构成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
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结果，大部分企业高层认为，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和金融体制环境对国企“更为有利”，是造成或可能造成“国进民退”现象的主要因素，这两项的选率分别为86.36%和76.19%。
仔细分析十大振兴产业规划也能找到蛛丝马迹：汽车产业规划提出要重点支持的“三大三小”，均为国企；船舶工业规划提出要重点发展“两个龙头企业”中国船舶和中船重工；钢铁产业规划更是将“推进鞍本与攀钢、东北特钢，宝钢与包钢、宁波钢铁等跨地区的重组，推进天津钢管与天铁、天钢、天津冶金公司，太钢与省内钢铁企业等区域内的重组”这样的具体操作路径写入其中。
事实上，在往年众多的产业规划里，这种类似的“对号入座”地向国企倾斜的态度是极为罕见的。
一位民企人士打了一个比喻：“大家都在过冬，国企穿上了厚厚的棉袄，而民企仍是薄衣单衫，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一直为民企鼓与呼的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甚至早在4月份就敏感地觉察到了：“金融危机以来，温州商人更多倾向于现金为王。温州号称有6000亿民间资本，现有4000亿元存在银行，而不是投资。”
2009年12月25日马建堂回答记者提问时，对接二连三的“国进民退”现象终于给予了承认，但他却对总量进行了否认：“国进民退”和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不符。
剧情总是这样，你按一条逻辑直线梳理时，发现困难、分析困难、解决困难，结局总能找到成功。问题是，当你稍停下来思考，横向切开任何一个纵面，又往往会看到许多痛苦的挣扎。
或许还能这样宽慰自己，瑕不掩瑜。
通胀魅影：鬼故事又来了
太紧了就松点，太松了就紧点。这是宏观调控最精华的要义。
不得不说的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四万亿刺激经济释放出巨量流动性，而经济还没得到休养生息之际，就只能被迫做更多考量了。
2009年11月14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置顶的标题栏中，此前一直占据明显位置的人民币升值专栏被粗黑体的美元承压所取代。在这一上一下之间，已经敏感地觉察到由奥巴马访华所释放的“人民币升值”礼炮或许并不会真正打响。
同一天，时任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公开表示，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助长“投机性的投资”，危及全球经济复苏。
几个小时后，11月15日晚11点10分，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随后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框架内，中美航天领域、高铁基建等涉及数十个领域的合作协议逐一被明确。媒体分析，在这些领域当中，中美共同创造的价值将很有可能再次造出一个接近甚至超出四万亿刺激计划的成果。
而此时无法回避的一个背景是，随着中国经济复苏前景越来越明朗，天量流动性推升的价格指数也开始抬头，甚至已有声音讨论刺激计划何时退出了。
2008年2月份CPI上涨8.7%，刷新近11年的新高，其中主要上涨因素仍然来自食品尤其是肉禽，当月猪肉价格涨幅更是高达63.4%。中国CPI所表现出来的通胀，与其说和货币相关，不如说由猪肉价格决定。
2007年开始的那一轮紧缩调控，在2008年年中摁下了那只飞翔的猪，到2009年前几个月甚至一度出现了通缩苗头。
还是那只猪，始终不甘寂寞，它的出场又是一个鬼故事。这一次，通胀搅局，是从猪流感开始的。
2009年3月底至4月中旬，墨西哥、美国等地接连暴发新型猪流感病毒疫情。4月29日晚，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全球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从目前的4级提高到5级。到6月份，再次提高到了6级。
猪流感刺破了猪泡沫，自6月份开始，国内农副产品价格开始了新一轮的上涨；其中，猪肉价格更是实现了连续10周上涨，累计涨幅达23.1%。
亦步亦趋，CPI由此开始一路上扬。2009年2月份，CPI已是连续9个月下跌；从2月开始到7月则基本维持在-1%到-2%之间；然而以7月为转折点开始一路向上，到11月份转正，整整两年后再次疯狂到了6.5%高位。
当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复苏但还担心欧美经济拖后腿的时候，西方七国却宣布他们居然已经达成了政府毋需加大金融干预力度的共识。
这个所谓共识就是基于对未来通胀的担忧。金融危机说到底是一种信用危机，资金断流的危机；所以一旦信用危机有所缓和，一旦资本市场重新活跃，一旦资金重新流转，那么前期政府干预投入金融体系的资金就会产生溢出效应，流动性就会重新泛滥。
水皮在专栏文章《流动性陷阱困扰了谁》中写道：人类在有限的对付金融危机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陷于流动性陷阱中不能自拔，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这其实是在担心西方七国反应可能过激了。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写了一篇《坚持到底》的文章：“几个月前，美国经济还处于陷入大萧条的危险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和大胆的赤字开支眼下已避免了这一危险，但现在评论者又要求我们终止这一切，恢复从前。
类似的观点在中国经济“半年报”一片飘红中显得弥足珍贵。因为，一旦保八无虞，质疑复苏质量的声音就强势了。
决策者再次选择了去一线找答案。中央高层和政府智囊们,甚至包括信贷、财税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纷纷选择在6、7月份到各地摸底调研,为研判下半年经济形势和宏观政策蓄势。
温家宝总理7月7日和9日召开两次经济形势座谈会，分别听取经济专家和企业、行业协会负责人意见和建议。温家宝指出，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7月2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还公开表态,上半年货币信贷执行情况偏离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今后经济调整埋下了隐患。她甚至吹风称:“要给央行的货币政策提供有利空间,如果有朝一日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家不要有过多恐慌。”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表示,要求稳定宏观政策。尽管可以肯定的是下半年宏观政策大方向上不会变,但具体到细节或许会有微调。
8月7日，黑色星期五，A股延续了四连阴。下跌总有下跌的理由。就在当日下午3点收市之际，北京朝阳门内大街205号一楼新闻大厅内，央行副行长苏宁再次辟谣“微调货币政策”。
这源于两天前央行发布的一个报告，报告称，下阶段将坚定不移地继续落实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苏宁的解释是：“不是对货币政策的微调，是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进行微调。”
说归说，还要看怎么做。
8月4日，上证指数反弹到了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3478点，国家原油价格也在8月份两次突破70美元/每桶。如果说高房价和天量信贷有关，股市同样不例外，更别说欧美都在开动机器印钞票了。
针对石油价格和资产价格的上涨，发改委8月27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切实加强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要审慎出台调价方案，避免出现集中提价、提价幅度过大。
央行同期发布《2008年年报》称，央行在执行宽松货币政策之时，一直担心潜在的通胀风险。这是央行首次对通胀预期给予正面说明。
9月初召开的G20第三次聚会仍决定继续宽松，但宽松货币政策何时退出，已成了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9月2日，世行行长佐利克在拜会了温家宝之后透露：“中国这样一个率先复苏的国家，对于退出策略的态度给了世界其它国家一个审慎的提示。”
澳大利亚央行10月6日突然第一个加息。中国在10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首次提到通胀，措辞是“管理通胀预期”。
调控再次轮回，因为接下来的物价在倒逼：整个11月份，就是公用事业“价格闯关”月，水电油气一个接一个提价，终于把CPI抬成了正数。不久之后，“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就粉墨登场了。
这是四万亿保卫战必须要面对的代价。
艰难的最后一公里
2009年弹指一挥间，倏忽而过。到了总结这场保卫战的时候了吗？
才过了短短一年，两年投入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才刚至中场，甚至十大振兴产业规划细则还没出齐，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推出了QE1，还有QE2、QE3等着，至今都未停息，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救欧元才刚刚开始。
但的确，全球经济渡过了最难关，中国经济已基本复苏；同时必须承认的是，经济回到了正轨，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正逐渐暴露出来。
还有一场战后之战。
开战的时间点不是2009年年末，甚至不是经济确立复苏之后。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始于2009年6月，和四万亿一心向前的方向不尽相同，但却是为了保证四万亿计划能走得更远。那是一场“纠偏”战役。
有媒体在2009年6月报道，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5月底，环保部只批复了365个项目。但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全国新开工项目123878个，是环保部批复项目的339倍；全国施工项目216420个，是环保部批复项目的592倍。
可以明确一点，地方项目严格通过环评的要远远少于没有通过的。
问题来了，风暴也来了。
环保部不再沉默，于6月中旬开出了系列罚单：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华能、华电（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外）建设项目以及整个山东省钢铁行业建设项目环评。
集中全部精力进行的刺激投资计划，终于走向了结构调整的下半场。
6月1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概算调整管理的通知》，要求凡概算调增幅度超过原批复概算10%及以上的，国家发改委原则上先请审计机关进行审计，待审计结束后，再视具体情况进行概算调整。在调整预算当中引入审计，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背后原因则是，投资项目超过概算的越来越多，且有一部分在弄虚作假。
工信部同期数据证实,投资聚集产业已是产能严重过剩,前三名正是钢铁、水泥和船舶；其中前5个月，全国水泥新增产能超过2亿吨，造船工业能力过剩约1600万载重吨左右。
中央投资资金总额被迫骤降，也直接影响了后续发放的额度和节奏，11月之后，中央已不再按批次下发中央资金，留作下年陆续细分发放。
事实上，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国家发改委前四批中央投资项目连续快节奏发放，一度造成了一些地方投资项目断档的情况，同时在资金配套方面地方财政也开始乏力。
这还远没结束。8月25日，张平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称，我国目前工业整体技术水平不高，产能过剩矛盾依然突出。
第二天，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这被市场正式解读为，宏观调控政策在经历了“救急式”的加大投资、去库存化之后，思路变了。发改委据此圈定了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风电设备这6个行业作为调控和引导的重点。
两个月后，发改委等十部委联手发布“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意见。这也是对此前9月26日国务院印发的38号文件的落实。
不仅如此，10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次重申，将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进一步研究出台鼓励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
房地产业的疯狂，以及由此引发的占用大量资金和买房难等民生矛盾，让决策者也终于下定了决心，尽管此时可能已错过了上一次调控的好时机。
温家宝总理11月29日在上海考察保障性住房工程进展情况时表示，要抑制投机性购房。这是中央高层2009年首度公开对楼市提出抑制。
住建部11月中旬在系统内部下发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对比住建部以往的文件，该《通知》明显是针对开发商的捂盘行为。同时，一年后才正式试点的房产税也摆上了桌面。
迟到了一年的房地产政策艰难继续。
全球金融危机的不期而遇，打乱了中国宏观调控的步骤，经济刺激是非常之举，投资在GDP的比重已经从45%上升到90%，而消费不过30%，出口则是负的20%。
直到2010年9月份，长达两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行至收官阶段，1.18万亿中央资金目前绝大部分已经下达完毕。此前的2010年3月份，湖北省狮子大开口提出了12万亿投资总规模，让四万亿随后的故事注定不会平静。
凯恩斯显然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完美的。但是怕只怕，只听了罗斯福新政的开头，忘记去看罗斯福新政的结局。
“纠偏”行动持续开展，效果却要留到下一年，甚至更远的时间点去评说。但可以追溯到的不少问题依然存在，有的还愈发严重：经济结构失衡、房价疯狂吞没了整整一轮的调控心血，物价为所欲为逼迫货币政策再次收紧，地方债成了心头之痛，地方大投资加速度运转……
2010年3月6日，人民大会堂3楼金色大厅，张平坦承，2009年地方政府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