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薇 兰晓萌/主笔
一根稻草最终改变了这个世界。
“美国房地产业是值得关切的，但是，此刻我们不认为它会产生深远的金融影响，因此这还不是我们评估经济方向的主要因素。”2007年2月15日，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国会上发表了他对美国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的看法。此刻，房地产次贷头上的光环仍然耀眼，房地产业的危机，只是传说。
彼时，伯南克刚刚从美联储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手中接过美联储刚满一年。这位因为对美国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深入研究，和在美联储的丰富经验而高票当选的美联储主席，觉得国会议员们有些小题大做了。
“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这是伯南克的口头禅，但当时的伯南克还不清楚自己已经离那个“圣杯”如此之近了。
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因其经营的次级债坏账问题在过去100天内股价就已经下跌了97%，3月13日，股价已经跌至每股4.75美元的新世纪金融公司被纽交所终止其交易。这家2004年12月市值还超过35亿美元的公司在清盘时只剩下了17亿美元的负债。这家以高福利、待遇好而闻名华尔街的公司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他们12年的经营。当公司高级职员怀揣着新世纪为他们出高价学来的保时捷驾校的驾驶执照奔向华尔街时，他们才发现那个熟悉的世界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2007年7月10日，穆迪宣布降低对总价约52亿美元的399种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评级，一天后，标准普尔公司也宣布下调对621种此类债券的评级，总价值高达120亿美元。
次级抵押贷款，一种金融公司发放给信贷评级低或负债高的客户用以购买房地产的贷款正在面临无法偿还的风险，而与之相伴的因美国房地产业繁荣而被刺激出来的抵押贷款机构超常规发债的欲望泡沫也随着两大评级机构的警告被快速刺穿，在这些泡沫之下，MBS、CDO、CDS一连串经由华尔街包装出来的高回报神话开始幻灭，灾难开始了。
雷曼之殇
在2007年的那个夏天，爱好雪茄、高尔夫球与桥牌的贝尔斯登前CEO詹姆斯·凯恩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娱乐。每逢周四、周五他仍然会去自己在新泽西的别墅附近打高尔夫球，而作为他的伙伴，贝尔斯登的首席运营官沃伦·斯佩克也在基金破产的时候赢得了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桥牌比赛。
新世纪的破产没有影响凯恩的心情。受新世纪倒闭的影响，贝尔斯登旗下涉及次贷业务的两大基金HGF与HGELF在几个月后也被迫关闭。
遏制金融危机的最好时机错过了。这个节点是：2007年4月-2008年3月，所有人镇定自若。
但凯恩与斯佩克的轻松并没有传染给其投资者，由两只基金倒闭所打开的做空贝尔斯登的大门也再没有关上。贝尔斯登因次贷减损导致资金链断裂的传闻成为了华尔街上最常见的问候语。疲于辟谣的凯恩再也没有了打高尔夫和桥牌的时间，他每日不是在去找新投资者的路上，就是在去美国各大电视台的路上。每天工作至深夜，让这位73岁的CEO对雪茄也失去了兴趣。“那是一段战战兢兢的日子，周围只有噪音（谣言）。”凯恩事后说。2008年新年刚过，1月7日，在贝尔斯登黑色巨塔般的总部12层办公室中，凯恩迫于压力辞去了CEO一职，一年来，他瘦了9公斤。与凯恩被迫离开相反的是，投资者正在主动撤离。
欧洲人先嗅到了危险。3月4日，欧洲银行宣布停止与贝尔斯登的业务往来。3月13日、14日贝尔斯登被提取的现金高达170亿美元。为了挽救公司，凯恩的继任者，贝尔斯登时任CEO施瓦茨甚至打断了摩根大通CEO吉米·戴蒙52岁生日会，询问他是否有兴趣注资。戴蒙当时的心理价位还曾经是12美元一股，施瓦茨感受到的是刁难。
一天之后，雪崩开始。
3月17日，周一，早晨6点45分，在财政部的强力干预下，贝尔斯登签下了与摩根大通的收购协议，并向美联储提出破产申请。共2亿美元的收购价格甚至都还不够贝尔斯登在纽约总部大楼价值的六分之一。市值430多亿美元，美国第五大投行就这样被以个位数的价格“贱卖”。在收购过程中，美联储还为贝尔斯登部分流动性较差的资产提供了200亿美元的担保才得以保证收购顺利完成。
凯恩至今也想不明白“一夜之间”，在宣布破产血本无归和贱卖之间，贝尔斯登最终被以2美元一股卖给了唯一的买家摩根大通。“这样的价格都不像是强迫的婚姻，而更像是强奸。”一位40多岁名叫艾德·莫德沃的经纪人在股东大会上向施瓦茨怒喊。股东的愤怒最终让2美元一股的价格得到了纠正，摩根大通同意将收购价格提高至每股10美元。对此，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当时的一段话更直抵问题核心。他对时任美国财长保尔森说：“何必这么在意，12美元和10美元又有什么区别？”
无论什么价格，贝尔斯登都已经没有了。3月27日，凯恩以10美元出售了自己手中所持有的全部570万股贝尔斯登股票，彻底地离开了这个让他伤心的地方。
2010年5月5日，在贝尔斯登已经破产3年多之后，凯恩还是没有想清楚，这家历经85年风雨的投行究竟是怎么走到这样一个尴尬境地的。“我只能说是谣言导致了贝尔斯登的突然死亡。”凯恩在由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证词中说，“市场对贝尔斯登表现出的信心缺乏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合理的。”凯恩至今都不接受任何采访也并不想回忆那段日子。
贝尔斯登的“闪电”破产让华尔街开始害怕了。原来破产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并不是因为你真的需要破产，而只需要别人认为你会破产就已经足够了。贝尔斯登倒闭了，他的对手也变成了他的“难兄”。
贝尔斯登宣布以2美元“贱卖”的当天，它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CEO理查德·福尔德与他的妻子正在印度享受着假期。保尔森的电话宣告了他的假期结束。“你最好马上赶回来，贝尔斯登将被出售或宣布破产。”保尔森说。
贝尔斯登的破产会将市场的压力瞬间转移至雷曼身上，福尔德深知其中的危险。在飞行了46小时，辗转伊斯坦布尔和奥斯陆之后，福尔德在3月17日清晨5点，美国股市开始前4小时赶回了雷曼总部——2001年他从摩根士丹利手中买到的一座32层的摩天大楼。当在飞机上听到贝尔斯登的收购价格是2美元时，福尔德还以为是飞机上的通讯信号出现了问题，以至于他没有听清后面的数字。“当你前一天还在以30美元每股进行交易时，你能想象你最终会被以2美元出售吗？”福尔德当时只想到了一个词——金融危机。
恐慌的传染病中，次贷危机正式晋升为金融危机。
在自己31层的办公室里，由于时差让福尔德感觉十分疲劳，但他还是按照常规迅速登录了彭博与打开电视收看CNBC的新闻。分析师们关于贝尔斯登破产，谁是下一个的预言中，不断出现着雷曼的名字，这让福尔德立刻清醒。在这一天中，福尔德接到了无数的电话，有寻求安慰的，也有安慰他的，但更多的是来自他的“老朋友”们告诉他不能继续合作的通知。保尔森的电话也夹杂其中，他只是问福尔德在不断丧失交易伙伴后，是否意味着一场灾难即将来临。“我们会没事的，乱局最终会平定下来。”福尔德向保尔森保证说。最终在贝尔斯登破产的第一个交易日，雷曼的股票下跌了19%。这虽然是四年半以来的最差成绩，但是比起开盘即下跌了35%，中盘下跌逼近50%的惨状来说，这一结果福尔德还是可以接受的。为了稳定市场信心，第二天，3月18日，福尔德公布雷曼第一季度的盈利报告，4.89亿美元的净收益，虽然较2007年同期下降了57%，但毕竟有钱赚的财报还是让雷曼暂时安全下来。
安静只维持了3天，一条雷曼被日本红丸银行的两名员工利用伪造证券和资料欺骗了3.5亿美元的消息在华尔街传开。消息出来时，他们正与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就一笔关于50亿美元的换股协议进行最后谈判，3.5亿美元的“红丸案”让50亿美元的注资付诸流水。
雷曼成了第二个弃儿。2008年的整个夏季，福尔德都不断地忙于补充因房地产价格暴跌而正在耗尽的现金。在刚刚耗资2100万美元购置的豪华公寓中，福尔德每日却在干着乞讨的事情。“我就像一个乞求者一样希望每一个经过的人都能停下来给我点什么，但他们只是把空无一物的手翻给我看。”福尔德说。9月5日，逼雷曼走上绝路的势力已经拧成了一股绳：先是韩国一家银行表示拒绝向雷曼注资；然后是作为雷曼主要担保人的摩根大通要求追加50亿美元抵押金；接着保尔森以政府不得注资投行为由拒绝出手；再是雷曼三季报——也是雷曼作为投行的最后一个季报——雷曼39亿美元，创下雷曼历史上最大季度损失。9月10日，福尔德再次将电话打给了保尔森，要求救助，在询问了美国银行、美联银行后他们终于在英国找到了一个朋友，英国巴克莱银行CEO鲍勃·戴蒙德表示出了接收雷曼的兴趣。然而，英国对于跨国银行监管的复杂程序还是消磨掉了巴克莱银行收购的耐心。9月14日中午，在最先得到了巴克莱银行取消收购意向通知后，保尔森召集了华尔街CEO会议，“英国人耍了我们。雷曼没有买家。”没有寒暄，保尔森将这一结果直接告诉了CEO们，在场的每个人都知道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在雷曼总部等待消息的福尔德直到将近12个小时之后，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在多次和美联储沟通得到拒绝后，9月15日凌晨1点45分，雷曼宣布破产。这家成立于1850年，已经走过158年，平安度过美国大萧条的投行“贵族”就这样告别了它的舞台。然而，它的同行都来不及为它送行。就在雷曼倒闭的当天夜里，已经有94年历史之久的全美第三大投行美林证券与美国银行达成了收购协议。6天后，剩下的两家投行——高盛与摩根士丹利也经美联储批准从投行转为传统的银行控股型公司。华尔街的五大投行都消失在了金融危机的风暴中。
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个最大的谜面出现了：保尔森为什么不救雷曼？这个谜至今没有答案，并使得保尔森身上的高盛印记和阴谋论再也冲洗不掉。雷曼之殇，迅速扩大为全球性的动荡，并在当年10月中国国庆节期间，传导到中国。
只救“大而不倒”
作为高盛为美国培养的众多财长之一，保尔森从来不掩饰对投行的理解和偏爱。他也从不避讳在挽救美国投行当中所扮演的中间人角色。无论与贝尔斯登、雷曼，还是华尔街上的其他银行，保尔森都有一定的私交。他并不愿意看到它们其中任何一个走向死亡。在保尔森的自传《峭壁边缘》中，他回忆起雷曼破产后的日子，他也觉得十分恐慌。那段日子他是靠着妻子的鼓励和圣经才艰难渡过的——这是对于其华尔街同行的某种忏悔。
但当时，保尔森或许只能看着雷曼死。原因是，当时保尔森的敌人，不仅有华尔街的恐慌，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敌人：华盛顿政治圈的意识形态。保尔森的老板小布什是一个标准的新自由主义信徒。
但信奉自由的布什也不敢面对“两房”崩溃。“两房”是美国房地产两大金融贷款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合称。它们共同持有或担保者超过5万亿美元的住宅抵押贷款或住宅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差不多占了美国12万亿住房抵押贷款的半壁江山。为了给房贷业务融资，美国政府将其打造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债主之一，共计1.7万亿美元。在这庞大的数字背后，是美国政府的信用在为其作保。“两房”就是美国的央企，这是公开的秘密。雷曼之死，把“两房”也推上了断头台。
2008年9月4日，当雷曼还在等待来自英国方面的答复时，保尔森和他的团队已经早早地来到了白宫总统的椭圆型办公室里，他们要告诉总统的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接管“两房”。这一决定，保尔森与伯南克、联邦住房金融管理局、白宫财政顾问团的官员们已经商讨了近2周，在这2周内，“两房”的损失已经达到55亿美元，股价跌至7.32美元每股，而在一年前这一价格还是66美元。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也已经连续两次调低了两家公司的优先股权的评级。“两房”的债权人也越来越紧张，其中包括众多的主权基金，他们必须再为“两房”做点什么。
布什刚刚结束了他在家乡克劳福德农场的休假，他一直通过秘密视频会议关注着“两房”态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布什一直不赞同“国有化”“两房”。他甚至对于“两房”还有一些鄙视，在他看来，“两房”只是一个贵族圈子，在那里一帮政府官员和政治说客在玩弄着权术的同时，公司靠着联邦政府的补贴大发横财。
现在，布什不得不放下他的鄙视。认真考虑保尔森给出的救助“两房”方案，因为这不仅仅涉及到了美国，还涉及到了全球。事态严重，事情反而会简单得多，在40多分钟的会谈结束时，保尔森说服了布什。他们决定将“两房”的“国有化”视为“中场休息”。“我会把这说成是一个中场休息，把结构问题放到以后再说。我会对大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让美国成为它们的信用后盾，确保这个国家还有抵押贷款可用。”保尔森安慰布什说。
在得到总统同意之后，保尔森的通讯录上还有长长的名单需要沟通。最重要的是，与“两房”的监管机构联邦住房金融局谈接管，与“两房”的CEO谈辞职条件，为真正的国有化腾出空间。安排好人事后，保尔森和他的伙伴们加快了行动，他们不想雷曼的悲剧再次重演。
此时，国会也感受到了投行倒闭的冲击。众议院金融委员与参议院银行委员会议员们没有为难保尔森的反自由主义提议。在得到议员们肯定的当天晚上9点半，已经为“两房”奔波了整个周末的保尔森准备上床睡个好觉。就在他上床后一小时，家中的电话响起，当时正在为总统大选激战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希望知道事情的最新进展。还好，奥巴马的关注点只是在于是否有“金色降落伞”的问题上，在与奥巴马讨论了30分钟后，保尔森挂上了电话。
那时的奥巴马已经在谈话中表现出了对华尔街的不满，这也注定了奥巴马入住白宫后，华尔街与总统府的对峙。一天后，麦凯恩也从保尔森那里知道了这一计划。一切即将公布。
9月7日，上午11点，保尔森正式向媒体公布“两房”“国有化”计划。这已经是保尔森第三次选择在星期日公布重大决定，他只是想让亚洲、欧洲、美国都有所准备。在此之前，他已经电话通知了诸多重要人物，包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在计划公布后，保尔森选择了独自一个人呆在办公室，他并没有轻松，在“两房”得到救助之后，另一块大石头正在向他砸过来——美国国际集团（AIG）。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即将要为他们的担保付出代价。让AIG付出代价的是CDS，一种对房贷支持类债券承担巨额信用违约掉期的保险。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崩盘，这些债券已经变得一文不值，而拥有这些债券的AIG的流动性也正在枯竭。如果雷曼倒闭，可能造成的是银行业的危机，那么AIG如果一旦出现问题，这家公司所涉及的数千万保险客户，数百亿美元保险合同，以及美国养老基金等都将受到冲击。“如果说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代表整个系统性风险，那么这家公司就是AIG。”保尔森在向美联储提出挽救AIG时给出了这样的表述。保尔森对AIG破产的恐慌并没有打动当时的纽约联储主席，也就是他的继任者，美国现任财长蒂姆·盖特纳。盖特纳坚守了美联储不能向非银行机构借款的底线，但这也导致了AIG当天股价61%的缩水，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将AIG评级调降至少两个级别。9月15日，当雷曼在绝望中宣布破产时，作为“涉雷”最大的企业，AIG当天的现金缺口是140亿美元。
9月16日，正忙于指挥应对“艾克飓风”的布什接到了保尔森的电话。他告诉布什，AIG出事了，很严重，需要救助。当听到AIG的救助资金需要850亿美元时，布什心里有些难过，与艾克造成的240亿美元的损失相比，他真的很不情愿去救助这些金融机构。“他们总是闯下比飓风还大的麻烦。”布什向保尔森抱怨。但是抱怨归抱怨，布什清楚AIG在金融系统中所扮演的润滑剂角色，也知道这一角色有多么重要。他最终同意了保尔森的建议。此后，保尔森终于等来了他最想要的电话，盖特纳告诉他美联储同意850亿美元的过桥贷款，前提是必须有财政部和政府行政部门的支持。得到“金援”的保尔森立刻驱车前往国会山，在那里他要与伯南克一起将结果报告给议员们。他们并不需要向所有议员解释，但仅仅向6位重要的，主管预算与金融的议员解释已经让他们有些难以招架。在回答参议员多数党领袖克里斯·多德两次关于救助AIG的法律支持时，伯南克采用了《联邦储备法案》第13（3）条款——即遇到“非同寻常的紧急情况”央行可以采取救助行动。在回答钱从哪里来时，伯南克抛出了央行8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最终国会并没有批准央行的救助行动，但是已经处于“非同寻常的紧急状况”还是让央行拿出了单独行动的勇气。晚上9点，在共同接受了国会质询后，AIG得到了来自美联储的850亿美元贷款，但付出的是自己79.9%的股份。
新自由主义骤停
“只是一个贵族圈子”——这是布什对“两房”的看法；“他们总是闯下比飓风还大的麻烦。”——这是布什对AIG的看法。得克萨斯牛仔对于食利者一惯看不上。但是，雷曼的死亡和保尔森的说服，最终改变了布什的看法——雷曼之死最大的价值也许就是唤起了美国政府救市的决心，此刻挽救信心高于了一切。在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不到48个小时内，美国做出了挽救AIG的决定。“也许救助AIG让美国政策看上去十分的矛盾，但是这比起金融系统的崩溃来要好听得多。”在自传《抉择时刻》里布什如此安慰自己，“也许能唯一在长期保证自由市场的方法就是短期干预。”
这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离去，而凯恩斯的幽灵回来了。一回来就声势浩大。
9月19日，在救助AIG仅3天后，保尔森宣布，美国政府将酝酿一项大规模的金融救助方案，数额涉及7000亿美元，这将是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救助危机的最大救市方案（后被成为TARP）。此时，布什已成为保尔森最有力的支持者。布什在当天晚上就将方案提交给了众议院。与方案通过的复杂曲折相比，方案内容本身其实很简单，即政府透过发债，购买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按揭及其相关工具，帮其优化资产负债表。
事后表明，正是这一赤裸裸的凯恩斯式的“输血”行动，成功稳定了当时金融业已经岌岌可危的流动性。无论是美国的三大汽车企业，还是已经并入银业的美国五大银行都得到了来自政府的资助，也都受到了来自政府的监管。2011年11月，作为当时救助计划的主要制定者之一，盖特纳宣布TARP计划不仅收回全部向银行的贷款，并盈利130亿美元，这一计划也被称作“金融危机中最便宜有效的救助计划”。比计划本身还重要的是，美国政府的救市思想由“市场”向“政府”转移，也成为了全球追随的方向。
10月3日，在布什签署了TAPR之后，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也纷纷投入到了政府救市的行列中。这是小布什最后一次引导全球，只是风格与此前8年大相径庭。
奥巴马的大跃进
11月4日，美国政府的救市获得了更彻底的行政资源支持。痛恨华尔街，凯恩斯主义者，甚至被疑是社会主义者的巴拉克·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深谙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危机管理专家，在金融危机期间与保尔森、伯南克合力打造了救市“三驾马车”的纽约联储主席盖特纳取代保尔森成为了美国的新财长。保尔森也退出江湖了。
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个圣诞，奥巴马有些难过。在平安夜，美国商务部公布了美国经济连续两季度下滑的消息，按照惯例这意味着衰退。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正式演变为经济衰退。“当一切陷入寒冬，万物俱灭，只有勇气和希望长存，我们将在共同危机下团结起来，共同面对前方的艰难。”奥巴马以仿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围炉夜话的方式发布了新年演说。
一个更大规模，更政府化的方案也在酝酿中。
2009年1月2日，新年刚过，虽然此刻距离1月20日正式成为美国总统还有一些日子，奥巴马已经向国会提出了他的庞大救市计划。在这个名为“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中奥巴马计划用将近3000亿美元对中产阶级减税，3000亿美元用于绿色环保以及大型基建项目以促进经济增长，剩余的还有为刺激消费而定向投放的消费券。比起布什通过输入流动性指导市场的救助方式，此刻的奥巴马，已经准备好亲自告诉市场他们应该要做什么以及怎样做。然而总额高达775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已经让国会无法接受，布什政府任内已经耗尽了美国财政的盈余，此刻的美国已经是一个负债高达一万亿美元的政府。
就在奥巴马提出法案两天后，国会两党领导人发出警告：2月初以前，他们将无法对此法案达成任何协议。当晚，奥巴马乘坐波音757政府专机飞抵华盛顿，开始了他成为美国总统后的第一轮国会博弈。早晨是众议院领导人佩洛西，中午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会餐，晚上与两党领导人最终会晤，奥巴马的密集行程与诚恳态度最终并没有打动参众两院的领导人。谈判的僵局让正处于戒烟当中的奥巴马还为此破戒抽了烟。
在重新启动一轮救助未果之际，奥巴马终于在救助华尔街上找到了发泄的出口。2月1日，在刚刚会见了华尔街CEO们并称赞他们是“经济巨大问题的排头兵”仅一天后，得知华尔街公司在接受纳税人救助之际还向员工派发200亿美元奖金后，奥巴马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中表示愤怒。“这是可耻的。”这只是这场战役的开始。2月4日，奥巴马宣布凡是接受政府“特别救助”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超过50万美元。至于那些离开破产金融机构的高管，奥巴马则认为他们也“不应该享受太多补偿和退休金”，应该收起罩在这些“倒闭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身上的黄金降落伞”。
1月28日、2月5日、7日、9日、12日、13日，在经过参众两院的6次投票之后，2月17日奥巴马终于在他的第一个救助法案上签上名字，救助金额最终定格于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将是重振美国经济的重点，也将为美国经济实现持久发展和繁荣奠定基础。”奥巴马在签字后说。但是他没有说出来的是，正是这一刺激计划，将美国的负债提升至1.2万亿美元，开启了美国另一轮高负债的不可持续发展。2011年8月6日，美国国债保持了70年之久的AAA评级被标准普尔调降。而隐藏在救助法案中的“购买国货”条款，也成为了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诱因——这正是民主党人的擅长之道。
奥巴马为他的救助计划与国会博弈时，在另外一条战线上，盖特纳与华尔街的博弈也在进入白热化阶段。由于奥巴马与华尔街的交恶，盖特纳为美国金融业打造的“救赎”计划被市场看做是一场“包办婚姻”。 2月10日下午刚开盘，盖特纳就向外界公布了一项规模为2万亿美元的金融稳定计划，按照盖特纳的想法，他将通过从保尔森那里继承下来TARP计划中剩余的3500亿美元，以及私人部门的投资人，打造一个规模巨大的流动池来购买存在于美国金融系统中的“有毒证券”。然而政府介入对以“自由”为天赋使命的美国市场来说难以接受，在计划仅公布后半个小时美国三大股市均已下跌3%。
在向金融体系输血恢复其流动性后，奥巴马对其的“秋后算账”也在一步步展开。7月10日，盖特纳在由美国众议院农业和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联合听证会上表示，将会把场外衍生品交易纳入严格的联邦监管体系之中。而要如何对华尔街最大盈利产品——金融衍生品动刀，盖特纳在那日的听证会中并没有过多叙述，也许当时他和奥巴马还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一提议会发展成那个日后以严格金融监管而让华尔街愤怒的——沃克尔规则。
在签署了救助法案并给华尔街加上“紧箍咒”后，奥巴马准备实现他的另一个雄心壮志。8月25日，奥巴马表示将向美国经济的顽疾——医保改革动手，在这一议案上，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都无疾而终。在提出改革医保法案之前，奥巴马刚刚结束了他总统任内的第一个假期，在马萨诸塞州的海岛上，奥巴马读了2300页的书，其中包括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又热又平又挤》和大卫·麦卡罗的《约翰·亚当斯传》。他希望可以给美国一个新的改变。医改法案成为了奥巴马“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次实践。奥巴马新医改的核心就是增加政府在医疗保险中的地位和作用，为目前尚无医保、占美国人口总数15%－20%的约4600万人提供公共医保，从而达到全民覆盖的目的。而加大政府角色，又一次让美国的自由市场提起戒心。奥巴马也没有想到就是这种戒心让他的医改法案最终博弈了8个月，用掉了其第一任期近20%的时间才得以完成。2009年4月，医改法案虽获签署，但是围绕医改法案是否违宪，以及推翻医改法案的动议至今未绝。
2009年11月1日，在距离自己当选美国总统一周年纪念日还有三天时，奥巴马终于等来了一个好消息，美国GDP增长首次转正。在经历了两轮刺激之后，美国开始与经济衰退告别。时至今日，美国已然是主要经济体中实质复苏迹象最明显的国家，而奥巴马与华尔街的战斗也如同是“过家家”——最大的成就是强化了民间对于华尔街在道德上的厌恶感，这具体表现为持续了一年多，一度蔓延到欧洲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美联储的13种武器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政府换了两届，财长换了两任，只有伯南克一个人站过了5年，站到了现在。
2006年刚刚担任美联储主席时，伯南克是传奇前任格林斯潘光环下的影子，但最终承担了比格林斯潘严峻得多的工作。5年后，格林斯潘饱受指责，而伯南克被视作“全球最有权力的人”。
真正的权力来源是美联储。作为最先对美国金融危机作出反应的政府部门，美联储的第一次降息出现在2007年9月18日。这也是美国自2003年6月以来的第一降息。伯南克将第一次降息的基点定在了50，将联邦利率由5.25%降至4.75%。也正是从这一次降息开始，伯南克让美联储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即在传统的防通胀之外，还要保增长。一次降息50基点，伯南克的第一次动作不算小，但用50个基点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却也似乎有些谨慎。伯南克说：“在那个金融疑云迷漫的时代，我只能尽我的能力睁大眼睛辨认方向。”
伯南克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向下的判断。此后按照这一判断，伯南克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降息之旅。在2007年年末，美联储的利率已经被下调了100基点。然而经济恶化的形势也许大大超出了伯南克的预料。他需要更多的帮手。
在保尔森的自传中，伯南克被形容成是一个坦率、讨人喜欢并具有专业精神的人。从保尔森刚成为美国财长，他们就形成了共进早餐的传统。这种传统在金融危机中也成为了救市协调讨论的一个非常渠道。虽然这有悖美联储独立的传统，但危机总会让人忽略某些东西，何况是百年一遇的危机呢？
2008年1月22日、3月19日，就在保尔森为贝尔斯登的流动性枯竭奋力寻找买家时，来自美联储连续两次150个基点的大力度降息帮其解决了燃眉之急。当时市场上的CDS（也就是防范投资银行的债券发生违约和降级事件的保险成本）息差已经创下历史高位，美联储的降息将为银行之间的拆借提供动力。然而这还并不是全部的好消息，在动用利率手段之外，美联储还奉送了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定期证券借贷工具（TSLF）。根据这一计划，联储可以以联邦政府机构债和AAA级房贷支持证券为抵押，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国债借给银行，银行可以继续以这些国债作为担保进行融资，同时，美联储将贷款期限从1天延长至28天。
3月15日，又一个来源于伯南克的消息让保尔森救助贝尔斯登的计划得到了支持。据盖特纳带话给保尔森，美联储同意提供资金给财政部，以完成摩根大通在收购贝尔斯登过程中提出的财政部担保要求。其实面对这一支持，伯南克和保尔森心里都有些没底。“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具备不具备这样的权力，为这样的收购进行担保。”保尔森回忆说，在后来的国会质询中，也是伯南克和他一起回答了来自议员的提问。这样的“合作”或者说是“帮助”在后来救助雷曼、救助“两房”、救助AIG和救助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时频频出现。盖特纳、伯南克与保尔森也被称为了美国救市的“三驾马车”。
伯南克是有合作精神的，这不仅体现在与保尔森的合作，还体现在与全球央行的协同上。10月8日，美联储再次降息50个基点，这次与美联储同时降息的还有西方的欧洲央行、瑞典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等，而在亚洲，中国央行和韩国央行也同样站到了降息的队列中。2008年12月16日，伯南克完成了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降息，一次降息75个基点，将美联储利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0-0.25%。在15个月的时间中，伯南克将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用尽。
外界对于伯南克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决策力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束，但是对于伯南克在降息这一事件上的快速反应大多数的投资者还是给予了认同。“面对危机，伯南克已经竭尽所能开足了马力冲向了它。”《华尔街日报》在此次降息结束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而在当年路透社对全球70名分析师做出的调查中显示，在几大央行中，伯南克应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最为成功，以满分10分计，伯南克得到了7分。
与分析师对伯南克态度相同的是，媒体也对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有了更多的好感。学者型的伯南克在入主美联储之初，就希望改变联储过去一贯的神秘印象。与格林斯潘时期，美联储在利率会议前惯放“烟雾”的方式相比，伯南克更希望明确的释放一些政策讯号。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除了利率会议之后的声明外，伯南克还做过50多场演讲，让外界能更为立体地了解美联储政策。从2007年开始，伯南克领导下的美联储开始按季度公布经济估值而一改过去一年两次的作息。2009年美联储还在季度预报中加入了对通胀的预测。2011年，伯南克更是出现在了一年四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
然而，正像前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所说的那样：“没有完美的政策，更没有完美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时代的联储，丧失了独立性。“我不知道哪些决定是美联储做出的，也不知道哪些决定是布什和保尔森所想的。”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在自己的新书《美联储》中写道。伯南克所承受的另一方面批评其实是代人受过。早在美联储的格林斯潘时期，长期的低利率和之后为抵御通胀的连续加息，已经让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泡沫化的迹象。危机爆发后，市场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了美联储政策的失当和反应迟钝，甚至发起了“审判格林斯潘”的活动，这些“原罪”都让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受到质疑。
无论外界怎样质疑美联储还是伯南克，他们在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仍是无可代替的。正是美联储的降息和出手救助，缓解了岌岌可危的美国金融业流动危机，也为正在蔓延的全球金融危机争取到了“治愈”的时间。这种无可代替性也被奥巴马所认可，伯南克是奥巴马跨党派任命的政府高官中第一人。继续留在美联储主席职位上的伯南克在利率手段已经用尽的情况下，拿出了他的“专业精神”。他因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解决衰退的理论而得到的“开飞机的本”的绰号再次被全球所熟知。
2009年3月19日，伯南克又将一种新的货币工具介绍给大家——量化宽松（QE）。这一个货币工具的通俗解释就是“印钱”。在当天美联储的利率声明中，美联储再次重启这个40年前的货币工具，决定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多达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另行购入至多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新增的MBS收购额将使得抵押贷款相关政策工具规模扩大至1.25万亿美元。启动这台“庞大的印钞机”美联储付出的是其优良的资产负债表，此后至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一直维持在2.8万亿美元左右。
伯南克制定的这一政策刺激了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争”。大量流动性造成的美元贬值，让与美元相关的货币急剧飙升，为了维持竞争力，各国央行纷纷出手干预汇市，一场竞相贬值的“货币战争”就此打响。石油、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也涨至历史高峰。
这个巨大的“印钞机”的确难以轻易关闭。2010年11月3日，伯南克再次扣响了第二轮量化宽松（QE2）的发令枪，再次购买6000亿美元长期债券。在其后召开的G20首尔峰会上，新兴经济体以及欧元区都对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表达了不满，德国总理指责这种行为是“自私且短视”的作法。也正是这两轮量化宽松将美元的主要竞争对手欧元推高至历史高位。在两轮QE实施期间，欧元兑美元升值了20%。在两轮QE美国走上复苏之路的同时，债务危机开始在欧洲爆发。
2011年9月，已经感到通胀逼近的美联储，停止了再次启动QE3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做“扭转操作”的（OT）方案。这一方案是指通过用出售短期国债换取长期国债的方法拉长美联储手中所持有国债的平均到期水平，最终达到在基准利率已经降无可降的情况下，人为拉低长期国债利率的目的。
从OMO（公开市场操作）、贴现贷款政策、准备金政策、TAF（定期拍卖工具）到QE1、QE2、OT，在挽救金融危机的5年中，伯南克曾经以及现在还在使用的利率工具多达13种之多。
13种武器运用的结果，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不仅将危机转移到了欧洲，而且反而强化了美元作为世界主要避险工具的地位。伯南克保住了美元霸权。在太平洋另一侧，金融危机的嬗变，也成为2007年至今中国经济面貌的主要改造者。
“操盘手”中国
2008年，中国第一次有了“操盘”世界的机会。
自纽约曼哈顿发端的金融危机迅速终结了美国的“单极时刻”，也让西方的传统主导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实力。最大的外汇富裕国——中国如何处置手中的巨额资金，对全球金融市场能否稳定下来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
积累了30年改革开放实力的中国，就在这个被需要的时刻被拥至世界前排。从过去的第十几位发言，到2008年11月G20峰会上第二位发言，从之前只许富国俱乐部出席的美国联储主席早餐会，到中国人也成为座上宾，中国从“旁听席”到“主席台”的位置变化背后，是发达国家渴望其以掏腰包“救市”作为回报的良苦用心。
一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2008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拓展了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中国开始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修改显而易见存在缺陷的国际金融规则，并参与到国际经济事务管理中来。中国第一次被当做世界经济的“救世主”，此前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被不绝于耳的溢美之词取代，这些变化确实鼓舞了许多人的情绪。
在国内，“抄底华尔街”等声音在民间、学界迅速放大。更惊人的说法是“中国购买世界”的时机已经到来。其间，淡定的声音较为微弱，林毅夫是其中一员。
管理层要冷静许多。但是，如何在危机时刻担当起操盘手的新使命，也确实在决策层面酝酿。2009年3月23日、24日、25日，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三天发表文章，呼吁对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他主张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增长的国际储备货币，即超主权货币。四天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英国《泰晤士报》上进一步亮明中国态度，他表示将于4月举行的伦敦G20峰会应该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调整国际金融组织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制定明确的改革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
挑战美元霸权，是彼时渴望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中国的第一直觉反应。然而，在黄金本位不可能复辟，国际主要力量难以构成撼动美元体系的初始动力的前提下，与颠覆美元霸权相比，保证中国庞大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安全上升至最实际也最可行的高度。
无法有效推翻这种秩序，那就有效博弈。中国后来对这一改革的诉求更多地集中在平衡IMF、世行等世界经济权力机构的话语权上，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更为现实的选择。对美元体系的考问本是迟早发生的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在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外储多元化等方面稳步推进的原因。
事实证明，在被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冲刷过后，美元如今依然保持着全球霸主的地位。美元资产正深受热捧，最大对手欧元一蹶不振。2008年欧洲倡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不但不了了之，美国主导下的老版“布雷顿森林体系”反而得到了强化——金融危机之前一度被边缘化的IMF又被重新确认为国际金融体制的监管者和拯救者。而中国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从嚷嚷着“抄底华尔街”向在国际格局中理智定位自我的转变。
中美之间的互相打量
中国在金融危机期间的定位，离不开美国这个最大参数。就在中国努力适应“操盘手”新身份的同时，美国也在加紧调整自己的战略。
2011年1月25日，奥巴马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也要建高铁。”在这篇演说中，奥巴马四次提到了中国。
奥巴马的高铁雄心是其上台后一直推进的以复兴美国制造业为核心的战略转型的一个缩影，也是这位受命于危机之中的总统对几十年来虚拟经济不断膨胀、实体经济不断萎缩的美国经济结构的纠正。
大兴土木要花钱，联邦赤字逼近法定上限的美国政府因此选择通过扩大出口让美元回流，服务于振兴制造业这一目的。奥巴马说得很清楚：美国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后泡沫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并以此增加就业。他为此设定了量化目标：让出口在2015年前翻番，以此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
倚重出口的策略在这样一个全球一体化暂停、人人自危的时代注定会制造摩擦——特别是中美之间的摩擦，似乎已不可避免。
美国针对日本汽车业的举动，为美国扩大出口的决心提供了范本。2010年初，丰田汽车突然遭到美国朝野一致的攻击。这是日本汽车业被美国“三大巨头”取代的开始。这个范本是一次再清楚不过的提示：在奥巴马式社会主义的政治氛围中，美国会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为本国制造业创造舒适甚至是有特权的外部环境。在这里，自由市场原则，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标。
拥有强大制造和出口能力的中国，也被视为一个障碍。2009年起，美国加剧了对华产品的贸易攻势，2008年在G20峰会上共同作出的维护自由贸易的承诺被甩得一干二净。2009年9月曾引起中国激烈反弹的中美轮胎特保案，涉及金额只有22亿美元，而到当年年底，处在贸易争端下的中国产品早已超过百亿美元级别。
像一味毒品，“贸易战争”的硝烟迅速在全世界蔓延。
回过头来看，世界的确在重蹈覆辙。“全球贸易预警”组织总结，以邻为壑的政策在2009年达到高峰后仍一直盛行。2010年和2011年，包括关税上调、出口限制及不公正的监管调整在内的保护主义措施大幅增多。进入2012年，警报依然没有解除。世贸组织6月报告发出了保护主义可能抬头的预警——如此预警是2008年危机爆发以来的头一次。世界不再是平的。
在美国频频对华产品发动贸易攻势背后，是奥巴马政府的另一张牌。出口上升至战略高度意味着强势美元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何况它还有大量的对外美元债务。奥巴马上任第59天，美联储以QE拉开了美元贬值的序幕。人民币在盯住美元的政策下也一路下行。由于中国仍存在人口红利、成本低廉等不可撼动的比较优势，美国仅靠贸易壁垒和单方面贬值无法确立其在制造业和出口方面的优势。因此，逼迫人民币升值，是它的终极目标。
美国针对人民币施加了空前的压力。抱怨从国会、白宫、学者、行业组织的麦克风和专栏文章中，持续不断地散发出来。可就在这些全方位的舆论“包抄”中，高举反对汇率操纵大旗的美国却通过两轮QE和一轮OT，始终将美元控制在长弱短强的通道内。美国对人民币的态度，也经常随着中美经贸领域和地缘政治领域的竞合、高层领导人互访、国内中期选举、转嫁国际社会批评、转移议题等一系列因素做出调整。
在这几年大大小小的“汇率战”和“贸易战”中，中国逐渐提高了博弈的能力，也更娴熟地掌握了行使汇率定价这一国家主权的时机与节奏。2010年6月19日，央行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升值、贬值双通道打开。2012年4月14日，央行宣布扩大人民币兑美元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日波幅扩大一倍。两天后，外汇局宣布取消强制结售汇。
除了市场化的一系列举动，人民币国际化也在布局之中。中国政府2009年在上海和广东的四个城市推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1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宣布将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至全国范围。2011年6月23日，中俄签订了新的双边本币结算协定，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了一般贸易，并扩大了地域范围。2012年6月1日，东京和上海两地市场开展日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业务。
经贸领域新树起的边境线，并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毕竟，“汇率战”也好，“贸易战”也好，本就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常态伴生物。然而，随着美国重返东亚，中美地缘政治上的互不信任开始凸显，并影响到了中美经贸关系。
2010年，朝韩爆发延坪岛炮击事件，美国得到了重返东亚的机会。11月，美国与韩国在黄海举行高调联合军演，朝鲜半岛上空的博弈强度陡然上升。中美之间出现战略盲区。
神经较量，在南海纷争中同样出现。在近年亚洲安全的主要平台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上，“围攻中国”渐成趋势，而美国明显乐观其成。到2011年，美国开始偏离在南海问题上的骑墙态度，明确了立场。2011年7月10日，在中国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表态：美国渴望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但担心“当下发生的事端会催发误判，以及无人所料的冲突”，马伦同时强调：“美国承诺继续保持在南海的存在。”
美国的立场对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的刺激极其明显。到2012年，中菲在黄岩岛的博弈一度达到了尖锐化程度。
地区安全上的不信任气氛回过头来影响到了经济合作领域。尽管APEC等亚太合作平台如同G20一样，对于区域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突然打算另起炉灶。2011年，美国加快了对“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组建进度。日本加入及摈中国于该组织之外的做法，不能不让人怀疑：美国打算自组一摊，取代其存在感较弱的APEC、东盟10+N等区域平台，并对中国参与最深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形成冲击。
美国的一系列攻势令人担心中美在金融危机期间的高水平合作是否只是假象。在经过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关系是否会出现倒退。
美国在聚合式平台弱化中国影响的同时，在美中双边平台的建设兴趣，并没有减弱。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就是美国难以忽视中国的证明。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说。“逢山开道，遇水造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大秀中国成语，凸显中国文化符号，高官云集，即使是中美关系名实不符的年度秀，但至少保证了中美高层管道的通畅。从金融危机爆发期中美合作为主调，回到既有合作又不乏博弈，中美关系在金融危机以来的5年中，打了一个转，又回归常态。中美不是G2，但是，中美不能远离。
不一样的世界
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但又似乎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因为金融危机，全球政治和经济的权力重组，得到了一个机会。而中国则是权力重组的主要方。2010年4月，在IMF年会和G20财长央行行长会议上，改变完善IMF的股份结构和治理结构成为共识，并且制定了到2012年完成改革的路线图。按照IMF改革方案，中国在IMF的投票权，将提升至第三位。世界银行当中，中国面孔在高管中也不再陌生。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中国从来没有获得今天这样的在国际金融体系的话语权。中国国力的增强为中国在世界权力体系中的上升提供了基础，而金融危机，则提供了机会。
金融危机还剥夺了G7对于全球经济的议程设置权，而将此权力转到了G20。这显然与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分量上升有关。
金融危机前，面对全球性挑战，全球习惯性地会问：美国怎么想，欧洲怎么想。金融危机后，全球有了新的习惯：中国怎么想。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授信，全球经济权力格局已经沧海桑田。
传统主要经济体也已沧海桑田。
中国。在加入全球经济分工之前，中国对于世界性危机的解决之道缺乏经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中国采取的还是传统的援助办法。而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已能够在最初的不适之后，迅速找到了改革国际金融秩序这个“抓手”。过去较为封闭的内在的调控手段，不得不面临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这一新因素。以“十二五”规划为标志，中国主动下调经济增速，调整经济结构，以摆脱对于外部环境的过度依赖，成了核心目标。
欧洲。以美国为发源地的金融危机，最终西化为欧洲债务危机。到2012年，不仅欧债国家没有看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连欧元、欧盟的根基都发生了动摇。欧洲统一派和切割派仍然吵个不休。欧洲衰落为文化中心之一而退出经济中心地位的可能性，开始出现。
金砖国家。随着金融危机而权重增强的金砖国家，在后危机阶段陷入了新的危机。2011年以来，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通胀危机成为主要困扰。金砖国家过去赖以成功的发展模式，面临反思和调整。
美国。华尔街仍然是“全民公敌”，但是，仍然无可替代。整个危机，没有降低世界对于美元的信任度，相反，美元作为主要避险品种的地位反而有所加强。美国付出了一些形象上的代价，但是正在悄然复苏。水力压裂开采页岩气技术等新能源领域的开拓，还催生了美国的能源独立，并使美国在全球主要产油区的战略空间得以拓展。美国保留住了一级地位，削弱了以欧洲为代表的多强地位。
但是，这并非金融危机的大结局。以金融危机为纪年，全球政经权力的重组游戏还在继续。有人会掉队，有人会超越。谜底，还远未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