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
如果把今天发生于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博弈放在市场的框架里观察，结果是相当令人意外的：在东海，在东京都发动购买钓鱼岛的闹剧之后，日本中央政府酝酿秋季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案，致使东海局势再度紧张。在南海，上周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和东盟10 N系列会议上，个别“声索国”继续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而日本也在策划明年与东盟召开特别峰会，介入南海争端。
而在市场当中，则是另一幅图景。2011年，日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3500亿美元，中国处于逆差国地位。中日自贸区的谈判还在加速。中国－东盟自贸区运行以后，贸易额也达到了与中日相仿的规模，去年是3600亿美元，超过了北美自贸区。2010年起，中国就对老东盟6国进口的93%货物实行了零关税政策，平均关税降到0.1%以下，而对其它国家的平均关税为9.8%。到2015年，将对所有东盟成员国货物施行零关税。其中，菲律宾对中国的贸易并未受到海上争端的影响，5月，菲律宾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11.7%，并享受着1.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很明显，一个运转良好的贸易体系对于争端应该起到的弥合作用在东亚地区失效了。1960年以来，东亚地区的雁阵发展模式以及后来随亚洲金融危机发育出来的区域合作模式，目前遭受着海权至上的严厉考验。
这种安全环境与贸易环境背离的奇怪情况之所以出现，源自以下原因：其一，海上有着更大的潜在经济利益，降低了市场对于区域安全的黏性作用。其二，这个地区的所有成员——除了日本以外，在近代史上都有惨痛记忆。惨痛记忆不仅导致了对于领土（海）的高度敏感性，也导致了历史遗留问题的堆积。比如中国领土钓鱼岛，就是二战后美日私相授受的结果。其三，区域外国家对于东亚海域的过多干预，增加了这一区域争端的温度和复杂性。美国在重返东亚后，基于遏制战略，以及以巩固一度动摇的战略支点美日安保条约的考量，开始选择攻击性战术手法。最明显的例子是，7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范围”。按照1960年美日修订的该条约，美日任何一国如在日本管辖领土内遭到武力攻击，双方将采取共同行动对付。
东海、南海博弈正向复杂化和巨型化的方向演变，并已然成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传统安全威胁。反复宣示国际法准则、历史沿革的“先占”原则，是降低博弈成本、避免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不可匮缺的环节。但从事态的发展进程看，从维护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一中国对外战略的最主要目标看，需要更为综合的危机应对方案。
首先，对于市场体系在安全事务中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认知。贸易体系无法成为安全问题的主要解决途径，而只能是辅助手段。其次，市场体系在安全策略组合中操作，应当有清晰的预案。第三，美国在东亚的战略目标和行为底线，需要在中美战略交往中得到厘清，以避免中美因安全战略客观存在着的距离而发生非理性碰撞，也避免这一距离成为被利用的对象。
危机应对机制的升级之外，具体事务的应对也需心中有数。7月以来，东海和南海局势的再度混浊，与以下事情不无关系：在野田内阁寿命达到近年日本内阁平均寿命的10个月之时，又因为小泽一郎重组新党，执政基础发生动摇。在野的自民党已经提出提前举行国会选举，挑战民主党政权。在此政治氛围中，对外强硬成为争取支持的手段。美国对于钓鱼岛的非法声明，客观上支持了日本的强硬立场。但是，日美围绕钓鱼岛的政治投机性，也决定了钓鱼岛问题重新激化的本质，是其正在成为一个长期的政治利用话题，而不是迅即爆发的紧急事务。南海问题的焦点化，同样与外部力量的高调介入有关。但是，东盟10 1机制，以及2002年各方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南海问题不致失控的理性框架。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对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积极参与，表明增加互信的诚意。
战略上心中有数，战术上不随他人起舞，维持市场共赢的同时更积极作为，这是当前中国面对海域局势的应有之义。（作者系本报总编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