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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影中得到乐趣

米乔 2012-10-23 12:48:00

    陈可辛,身兼导演、监制于一身的电影人。12岁随家人移居泰国,18岁赴美研读电影,21岁返港,监制吴宇森导演的《英雄无泪》,自此正式踏入电影圈。导演代表作品包括《双城故事》、《金枝玉叶》、《甜蜜蜜》、《情书》(美版)、《如果·爱》、《投名状》等,监制作品包括《晚娘》、《春逝》、《见鬼》系列、《三更》系列、《金鸡》、《门徒》、《十月围城》等。相对于做导演,陈可辛坦言更爱做监制,而他导演和监制的作品,被称为“陈可辛制造”,而“陈可辛制造”则成为票房和奖项的保证。
    陈可辛以“合拍片”进军中国内地市场,稍晚于其他香港本土导演,但其天然的多重文化基因,让他在香港导演进入内地严重水土不服纷纷落马的当年,兀自杀出一条血路。
    2005年,从未拍过歌舞片的陈可辛凭一部《如果·爱》首次进入内地市场,赢尽痴情男女的热泪,也让周迅获得当年的香港金像影后,顺利进入香港电影圈;2007年他指导的《投名状》在内地创造2.2亿人民币票房,亚洲累计票房达4000万美元,并赢得8项香港电影金像奖和3项台湾金马奖。如今,他又携带《中国先生》而来。作为一位导演,不可谓不成功。然而和记者谈及电影时,陈可辛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居然是“失败”。
    《武侠》票房惨败 借机出书“疗伤”
    《华夏时报》:从和曾志伟认识开始,在三十年的华语电影里,你和你的电影可谓中流砥柱,认可的声音一面倒。但看完这本《陈可辛自己的路》之后,发现这些东西都是外界眼中的陈可辛,你说这本书对你是一个“治疗”,怎么讲?
    陈可辛:这本书最先出的是繁体版。书对我来讲是挺意外的东西。香港电影节每年都有一个“焦点人物”,去年刚好是我。这个焦点人物有一个传统就是出书,我也就出了。我人生里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包括电影的不如意,包括我妈妈的去世都在里面,能了解到电影背后的一些东西。治疗是有病才治疗,自己已经活了大半辈子,知道自己有病,有些病可能展现出自己的内心,自己却不知道,去年《武侠》失败之后一并展现出来。这个过程让我了解到以前的不管对还是错,可能未必能改的一些东西,毕竟那么大了不是说能改就能改。但起码使得我更加知己知彼,以后我走下去会更顺。最后它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认识,也是对自己的治疗。
    《华夏时报》:见到你和看这本书之前,觉得你是一个很成功的导演,但书里面却一直提到“失败”,你坦白得有点让人意外。记得当时《武侠》宣传期的时候,请到多年未出山的窦唯开唱主题曲,很多媒体都报道了,是一个很大的新闻。在你看来,《武侠》失败在哪里?
    陈可辛:失败说的就是票房。也许很多人觉得拍电影是梦想,但翻我这本书会看到我一直在谈票房。我一直说我的专业是电影,“专业”不是代表我很牛,代表我很有才华,我只是专业,生意怎么做,发行怎么做,选角色怎么选。我做电影,不是凭着“梦想”在做,是凭着喜爱,喜爱这个行业你就必须先生存。所以在考虑和票房有关的事情时,我在里面加上我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喜好不会影响电影的行销。当一个人把电影当成专业行销,自然会把“监制”这个岗位看得很重——这也是为什么我既做导演,也经常做监制。做监制就会对电影有一个预估,从口碑到商业回报。如果说应该是一百分,当时我的预估(指《武侠》)是至少达到正的百分之四十、五十,结果却是负的百分之四十、五十,你就等于是百分之百的失败。那么,这个预估就是失败的,不专业你还说自己是专业的监制,所以对我是很大的打击。
    《华夏时报》:好像你爸爸当年在邵氏做电影,就是因为票房亏了才放弃这个梦想的?
    陈可辛:对。我做电影也是因为他,看他做电影的梦,我也跟着做电影的梦。从小我爸给我的教育是非常民主的,我们像朋友一样,我没有叛逆期。我年轻时去UCLA学电影他心里是反对的,但他什么都让我做。我入行以后(关于电影)我们也有很多的沟通,我头几年的电影不停地给他看,他也给意见,每次回家把故事从头到尾讲给他听。最近十年就比较少,第一他年纪已经七十开外了,第二电影越来越不好玩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东西你说多了他不一定听得懂,他觉得很麻木,不想听。《武侠》我自己也有投资,当时《武侠》亏了也不敢和他讲亏了多少,不想他担心有压力。
    电影25年 是梦也是痛
    《华夏时报》:父子同心。我看陈爸爸在序言里写:“我从没有因为儿子有一部电影卖座而替他高兴,总是担惊受怕,看着他忽起忽落,走着坎坷崎岖的电影之路。”他还说你的名字“可辛”原是为了纪念你母亲的难产,如今看你背负电影这个事业,觉得是你人生的谶语。
    陈可辛:这可能和我爸爸的经历有关系。其实我觉得我爸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觉得自己有才华,其实会是一个负资产,你就觉得你都对。我和我爸爸都很固执,固执地把电影这个梦想当成自己的事业。但我和我爸爸不一样的可能是我很多时候是固执,其实我又非常谨慎,因为我一路都非常不自信,我一路都非常不安,这个不安是来自哪里,可能来自我爸爸事业的失败。当时我爸爸在邵氏上班,电影失败之后他骑车带着我,甚至不愿意从邵氏门前经过,宁可绕路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你想你从小在一个做电影的家庭长大,你会看到爸爸很兴奋地回来讲一个故事,会讲得很动听。当然他的第一个听众是妈妈,妈妈听久了不想听了,我就变成他唯一的听众,每次听到都很兴奋,觉得他的梦想会实现。当然除了艺术的理想,这也是一个创业的理想,像创业家一样,每部电影都是一次创业、不停的创业。创业又包含家庭环境是否能好起来,但是每次都没有,最终这个梦想彻底失败了。直到我12岁全家搬回泰国(因为爸妈是泰国的华侨),对我的打击不小。搬回泰国意味着爸爸不留在香港,不留在香港就是决定了他不再留在电影圈,就决定他每次回来讲的创业的梦在那一年停止。这些都会使得我非常不安,所以导致我创业的时候都是很拼的,不到最后一口气不放弃;但同时我又是很谨慎的,和票房有关的各个环节我都会去考虑,比如用明星演员,比如拍从来没拍过的武侠片、歌舞片。
    《华夏时报》:所以电影对你来说既是梦想,也是痛。做电影这25年,有过和爸爸一样想躲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吗?
    陈可辛: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每一次在首都机场降落都有那个感觉的。一定有的,因为当你一些工作不如意的时候,你对那个地方那个旅途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华夏时报》:这么难为什么还要自己投资、监制,做个单纯的导演不好吗?
    陈可辛:刚才说不好的感觉,除了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个时候让我很不舒服——面对权威的时候。我跟我爸很像,我们不能面对权威,他为什么不能面对权威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面对权威,他在我身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依靠,感情或者经济上的。而这个依靠会给你很多很好的意见,但是他不会强迫你,他不是一个强权,所以我从小就没有习惯在强权大的父权社会的家庭里面长大。所以我出来面对老板就非常较劲,这个也是我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结果也形成了我自己一定要拼命自己做老板的想法,为什么说输是自己,赢也是自己,就是最后你找投资方也好,什么也好,最后你这个钱亏的话,大部分不是自己的钱,还是打工的,也没有话语权,你要话语权的话就是亏你自己的钱,这是很痛的。
    《中国先生》: 回归小成本,快乐做电影
    《华夏时报》:《武侠》投资失败对你的打击那么大,但我看书里写韩三平问你《中国先生》要不要只做导演不管别的的时候,你还是决定要自己投资。为什么?
    陈可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既然我投不了那么大的戏,我还是投便宜一点的戏,《中国先生》的成本没有那么大,不把经营的底线放那么高,就把底线降低一点,还是可以做的,但是还是需要一个底线。
    《华夏时报》:还是你父亲说的“硬颈”(北京话“后脖颈儿硬”,牛脾气、不妥协)。不愿意听别人的,很“自我”的做事方式。
    陈可辛:对。我书封底的那句话:“路走到这里,是我自然的选择。我必须走这条路,做很多导演不用做,也没耐心做的事。”的确是我的写照。很多人说你干吗做监制,这句话问得好。很多导演其实不用管那么小的事情,我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去做,这就是我的方式。
    《华夏时报》:《如果·爱》你挑战歌舞片,《武侠》你挑战的是武侠片,《中国先生》里,似乎看不到这种对不同类型的挑战了。是不是在坚持自己之外,也有一种回归呢?
    陈可辛:《中国先生》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新鲜空气”,一是拍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题材,二是我回到了最拿手的戏种,文戏。但最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快乐”的。
    《华夏时报》:像你前面说的,出于成本的考虑?
    陈可辛:没错。因为《武侠》的失败,使我痛定思痛,一定把成本降低,所以这次拍《中国先生》,不是我喜欢《中国先生》,而是我必须拍成本降低的电影。但却意外给我碰到《中国先生》这个题材,结果我在这个题材里面找到了所有我为什么做导演的原因和我最拿手最快乐的拍电影的方式——就是我喜欢的电影都是讲情怀的、讲回忆的,讲“想当年”的、讲友情的、讲爱情的、讲一种集体回忆的……这些就是我做电影的全部理由。后来又多一个理由就是我认识了几位非常好的朋友(指《中国先生》的主演黄晓明、佟大为、邓超),这也是我第一次跟纯内地演员的合作,结果非常愉快。
    《华夏时报》:今年你入电影这一行也25年了。你对目前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对自己的电影路又有什么总结呢?
    陈可辛:其实我回顾了这二十几年,电影是一只非常风雨飘摇的船。今天大家在微博上觉得中国电影是能够发财的,其实电影是最难做的。非常困难,只是打平投资就非常难,别说赚钱了。当你在这样的环境下做电影,就必须跟很多人一样,看一些眼前的东西,包括每一个电影用什么明星,加谁,你才能卖到这个地方,卖到那个地方,才能够有钱拍;你拍电影有审批,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我拍《如果·爱》本来拍爱情片的,但人家要你拍大的,人家要你拍歌舞片,这些都是被迫的。这几年大家都流行用“被”这个字,我们做大导演也是“被”来的,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
    《华夏时报》:这是一个容易让艺术家迷失自我的市场。
    陈可辛:对。如果说这些年我混在这个圈子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大概就是“自我”了。其实我们(电影人)的生活中,所付出都跟我们得回来的是不成比例的。但是我得到了乐趣,所以我不会羡慕那些赚很多钱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打高尔夫球,需要做别的。如果我要的是赚钱,就不拍电影了,直接去炒股票快一点。我拍每一个戏都能找到我的乐趣。出这个书总结了我的前半生,没想到接着下半生就出现了《中国先生》这个电影。当时我就是不想拍大戏,结果拍的时候很快乐,这是我下半生的开始,拍每一部电影必须很快乐,我觉得以后必须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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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先生》介绍:
    由陈可辛监制及导演,黄晓明、邓超、佟大为主演的新片《中国先生》于2012年9月底刚刚结束拍摄。影片原名《中国合伙人》(后改名《中国先生》)。该片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故事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穿越20多年,“土鼈”、“海龟”和“愤青”三个好朋友在大时代下白手起家,艰辛创立教育机构“新梦想”的故事。影片自2012年7月9日在北京开机,2012年9月底完成拍摄,预计2013年初公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