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2月24日，胡适心脏病突发，在台北猝然离世。蒋介石亲自题写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在公祭胡适当日，全台湾有30万人参加送殡和路祭。
如果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细节，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枭雄，蒋介石与当时的知识界，有着完全超出我们预料的亲密而微妙的关系。
在今天看来，民国早期的这种相对自由的表达机制和文化氛围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如此珍贵而罕见，而由这种机制和氛围衍生的知识群体又是如此光芒四射，这使得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怀念那样一个“先生”和大师辈出的时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由邓康延、南兆旭、高小龙等策展人历经10年筹划、经营的“先生回来”系列活动，才在当下引起多方面的共鸣。
对民国先生的一种精神回应
看上去有些内向、经常自嘲“一激动还是容易有点结巴”的邓康延，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推动这个“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的。整个项目酝酿、筹划近十年，其全媒体内容包括现场展览、纪录片、图书、电视访谈等多种形态，其中相关纪录片的拍摄仅筹备就耗时两年多，拍摄又近一年，前后共召集了几十人、组成四个团队，采访上百人，耗资逾百万。
“在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曾面临严重的资金及资源瓶颈。”邓康延感慨说，“好在项目基本顺利完成，而且我们在深圳和北京做的展览也相当成功，这真的很令人欣慰。”
8月16日，“‘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现场展览活动首先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启动，而后于10月1日又移师北京798圣之艺术空间，至10月31日结束。展览现场，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10位民国先生的生活照片、手书真迹、纪录片影像得到全方位立体展现，同时，该展览还融入了“故纸温暖”和“老课本”系列，让先生、学生、文化一脉相连。展览活动最终在南北两地的知识界和教育界都引发了相当程度的关注。
由于切中当下中国的某些社会议题，关于民国的种种讨论在近两年的知识群体中相当热烈，因此“先生回来”的主题本来有更多话题可以展开，但由于种种限制，几位策展人还是将话题集中到了更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具可操作性的现代教育上。
“纪录片就是要反映现实，就是要有社会批判的力度。如果我们不能反思那些先生们为什么在民国那么艰难的时刻，还能为中国教育创下那么多傲然于世的成就，那真是白活了。”邓康延说。也正因此，“先生回来”就是立志要为中国一塌糊涂的现代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也成了该展览的核心口号。在诸位策展人眼里，这些先生有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但他们又宛若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而此次策展耗时十年，就是以一种坚韧的精神回应当年的那些大师。
邓康延认为，正是出于对教育现状的不满，甚至是深恶痛绝，他们才有了在民族文化与历史中寻找资源的最初冲动。“民国是距离我们最近的春秋。”邓康延说，“如果说，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离我们可能很远，但民国这些大家的手迹、影像包括儿女都还在，我们能从这些更富质感的史料中发现我们的民族魂魄。”
谈到对当代教育的失望，邓康延还谈到这样一件轶事。“先生回来”策展团队已在筹备第二期的纪录片拍摄，他们在微博上向公众征集候选先生的名单，大家洋洋洒洒列出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四五十个名单，可谓如数家珍，但另外一个话题是想寻找当代的先生，网友却找不到一个。“这是多么可悲!”邓康延感慨。
教育大家的缺位，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当代教育的失败，而仅仅一个“先生回来”致敬展并不能治疗我们这个时代深入骨髓的大师焦虑症。
先生们的故事Ⅰ
谈到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资源瓶颈，邓康延讲述了这么一个桥段。
在此次列展的10位“先生”中，晏阳初是相对不为人熟知的一位，拍摄团队在最初拍摄的时候，也一直没有他的资料。有一次在飞机上，邓康延的身旁正好坐了一位公益组织者，熟悉并接触过晏阳初的故事，一听说拍摄组的困难，他马上说来帮忙解决，最后他在菲律宾找到了相关资料，并在一个月后寄给了邓康延。
晏阳初的一生几乎仅做了一件事：为中国和世界的劳苦大众服务，其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1918年在一战法国战区为中国劳工进行识字扫盲教育起，到1990年1月在美国逝世，晏阳初为他的平民教育理想奋斗了70多年。
晏阳初本来是一个留美学者，只是因在法国为劳工们教书识字、帮他们书写书信的过程中，才突然决定了自己一生要做的事情，且终生为这个理想奋斗，成为了一个对世界平民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了不起的人物。
晏阳初深知中国这么广阔的土地，这么多农民，没有知识的农民，要让这个国家富强起来，不进行教育是不行的，如果说耕耘土地是对土地施肥，那么教育就是让人心肥沃起来。他始终想把最底层民众的文化底子打好，所以他会从逾万汉字里精心挑选出千字文来进行这种文化普及。
1929年，晏阳初带着他的外籍太太来到河北定县创办“人类社会实验室”，在这里一待就是10年。
同样献身于中国平民教育的还有大儒梁漱溟。
梁漱溟与晏阳初是老朋友，在上世纪80年代两人重逢。梁漱溟的传奇人生一半是学问，是国学大师，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而他另一半传奇人生就是在中国发起乡村改造运动，而后者并不为我们所熟知，实际上，在平民教育这一领域，梁漱溟有着和晏阳初一样的理想和人生理念。
作为一代大儒，梁漱溟有着一种类似佛教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父亲系自杀身亡。他们父子最后一次对话，他父亲问他世界会更好吗，他说这个世界会更好的。他一生都在践行这个理想，所以他非常关注劳苦大众。
梁漱溟一生与毛泽东还有着不解之缘。1918年，两人在北大初识，梁漱溟是哲学系年轻的讲师，毛泽东在图书馆做管理员。20年后，梁漱溟到延安拜访毛泽东，探讨中国的出路。梁漱溟丝毫不掩饰对毛泽东的欣赏。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上，梁漱溟关于农民问题和农村现状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在会上，梁漱溟坦陈当时农民是在九层地下，工人则在九层天上，只要到农村实地调查一下，就能清楚地了解农民真实的生存状况。自那以后，梁漱溟就逐渐淡出政治生涯，深居简出，潜心学问。
终其一生，梁漱溟都是一位敢于仗义执言而又有着悲天悯人情怀的“先生”。
先生们的故事Ⅱ
1937年7月29日，日军轰炸南开，当时的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记下了这一幕：夜里两点钟，天津市内战争开始，位于郊区的南开大学遭受猛烈轰炸，几乎夷为平地。
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南开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为了保存中国大学教育的最后一线生机，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决定南迁，1938年，由各地辗转跋涉到云南昆明的900多名学生再次开课。这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著名的西南联大。
就是那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听到了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战时教育平时看。这句口号真实而完整地体现了张伯苓的勇气和执著教育的精神。
南开校园没有了，张伯苓34年的苦心经营沦为废墟。当蒋介石正式宣布对日作战时，张伯苓第一个回应：“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打完了仗我再办一个南开。”
南开就是张伯苓的孩子，他是南开系列学校的校长。张伯苓于1904年创立了南开中学，到1937年，南开最终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整个南开系列学校由张伯苓一手创办，这是中国近代民办教育取得的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张伯苓是一个长袖善舞、三教九流都能打通的人物，他就是用他包容性的江湖生存法则实现了类似现在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
由于采用了新颖的西式教育，而且学校管理严格，南开中学在1904年创办后很快声名远播，当时很多名人都把子弟送到南开，这些名人包括梁启超、冯玉祥、袁世凯、段祺瑞、黄兴、胡适、陶行知等等。
“九一八”事变后，某次华北运动会上，日本的总领事也来参加，在场的南开学生突然举出一块牌子，上书“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全场立刻静默，紧接着掌声雷动。那个日本总领事一下子站起来，愤怒地表示：我要抗议。很快这件事就酿成了一个外交事件，而当晚张伯苓在接见学生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则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以后你们还要这样讨厌！
此次列展的10位“先生”，有6位都是大学校长，他们奠基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另外3位则植根于乡村平民教育，还有一位是大学教授。这10位“先生”，每一位都有着说不尽的传奇人生和故事，他们每一位也都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为中国的现代教育及现代文明的转型，树立了彪炳千秋的模板和范本。
一次展览并不足以展现诸位先生的全部，而展览本身也并不仅仅是为了记忆和怀念，它以其现代性的姿态，触发了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性的多方位的思考。正如美国学者卡尔·博格斯在其《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中所提出的系列设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如何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政治及社会作用？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究竟是威权的还是反威权的，是支配性的还是颠覆性的？知识分子是否已成为一个利益和价值观与众不同的阶层？
在这样一个专家、专才盛行的时代，我们还能否通过教育及言说机制的扭转，重新找回我们曾经拥有的知识分子传统，建立一套全新的、兼具建设及批判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