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红兵：中国作家讲故事有了整体提升

    莫言获得诺奖，对中国严肃文学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报记者采访了评论家葛红兵。他认为，莫言获奖对当下中国严肃文学的确是一针有力的“强心剂”。
    《华夏时报》：莫言得奖后人们都开始谈论莫言和文学，您觉得他获奖会引起大家对中国严肃文学的重新关注吗？
    葛红兵：我认为会的。首先，莫言得奖后会使严肃文学或者纯文学作品的销量大幅上升，会提高文学在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我觉得应该是极其正面的影响。因为这几年严肃文学和纸质文学的销量在大幅度下降，这也是我们一直非常担忧的。莫言获奖是世界对我们中国文学的承认。中国文学销量虽然在走低，但是文学质量确实在这几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华夏时报》：您说的这种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
    葛红兵：我觉得中国人讲中国故事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发现了讲中国故事的根本性技巧——那种民间故事、口传文学的传统，这是其一；第二个方面就是中国文学把握时代的能力加强了，无论是现代和当代。莫言主要把握的是现代，但他把握中国当代的能力也很强，比如《酒国》。实际上我更看重莫言的作品是《酒国》和“檀香刑”系列。
    像阎连科的《日光流年》、贾平凹的《废都》、苏童的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包括王安忆的《长恨歌》和她最近的《天香》都是中国人讲中国故事能力进步的展现。
    《华夏时报》：王安忆似乎和你前面举例的这些作家并不相同。
    葛红兵：王安忆实际上产生了一种细细密密的、缝补的写作技巧。王安忆的特点和价值在于她是这些人当中少有的能够写都市经验的，中国作家中几乎没有人能写都市。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家，除了苏童都是写乡村的。再一个，他们两个都是南方作家，从写作语言上来讲，南方作家相对处于劣势地位。但他们两个突破了语言上的局限，找了一种语言的新的力道。这也是中国文学近几年进展的第三个方面，即对非西方化的、民族语言模式的探索。
    《华夏时报》：从这个意义上，写乡土和写都市经验的作家，似乎都受用？
    葛红兵：对。莫言实际上找到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我把它叫做“方音”小说的模式。它并不适用方言词汇，但却使用了方音的技巧，类似于说唱文学的技巧。南方作家描写都市的时候，比如王安忆的上海经验，都在使用这种方音技巧。这是中国文学几十年探索的宝贵财富。
    《华夏时报》：那么你认为这种“成果”在将来的严肃文学写作，甚至文学写作中还会存在吗？
    葛红兵：一定会的，它是最有生命力的。很多批评家不知道怎么去读小说，也不知道什么是好小说，这是我们严肃文学缺乏活力的另一个原因。整体来看，好的小说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第一，你必须深切描摹你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地方经验、本土经验，就是故事；第二，你必须展示本土语言的丰富可能性；第三，你必须展示你本土思想的多样可能性——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能够为世界文学提供什么经验的问题，也是莫言得奖的最终原因。实际上为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和经验。
    《华夏时报》：听起来都在强调本土，但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会不会离大众阅读的趣味太远了一点？年轻的写作者能继承这种东西吗？
    葛红兵：实际上，以莫言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家的纯文学探索，是对中国现代西化思想的反对，但它又是最现代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20世纪以来，我们的主流文学、大众文学都是以西化的、启蒙的语言和思想来写作的，比如从故事上来讲就是有头有尾。莫言在这些方面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深切地根植在我们的历史经验当中。但我会认为，他是一个“反现代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