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说人可以没有信仰，但不可以没有信念，信仰和信念二者缺失正是中国现实，以至于社会真善美在不断沦丧，“选择用写作对抗黑暗，用民间记忆来还原遮蔽的历史真相”就成了野夫的使命。要为减少这个时代的黑暗发一分光，正如乔布斯说“我的使命就是改变世界”，当很多人选择与这个时代同构或者沉沦时，依然有人在为灵魂书写，让那些卑微个体显示出生命的尊严来。因此，余世存先生说，野夫是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在野夫的《尘世挽歌》里，写了一个个死去的亲人、故友，犹如时代的挽歌，读来扼腕。
章诒和说，人人争做“圣洁天使”的时候，野夫的文字却来扮演魔鬼，发出凌厉的声和另类的光。
文学游侠
无意中读到《乡关何处》，特别是《江上的母亲》，让我泪水涟涟，这个白发染霜、倔强一生的母亲，最后却要纵身一跳，来成就自己生命的最后尊严，不由让人想起屈原的投江，这些故乡、旧人、旧事，不正是我们所有人失去的道义和良心吗？
野夫在书中写道：“一个个给过我少年养分的老人，似乎都在夕阳中列队，向一个叫着彼岸的地方出发。此岸的悲苦伴随了他们一世，我没有任何信心和能力，足以把他们留在尘世今生。”
原来在嬉笑怒骂、散漫的游侠皮囊里，竟沉潜着如此大的悲悯之心与赤子情怀，于是决定采访他。正好他月初从荷兰回京有短暂的逗留，7日要再次上路去台湾。他在电话那头说好多年不见，正好可以见见。
回想与他初识，那时我正在继续深造、做一个艺术家还是找一份工作之间徘徊，朋友推荐我去做编辑，而面试者正是野夫，他当时是海南出版社北京编辑中心的主任，说是刚从禁中出来不久，写诗，介于莽汉与儒雅之间，目光锐利，他看了我带去的作品，说是有写作的潜力，这样，我就成了他的部下，可一个月不到，他就离开海南社，自己做书商了。
此后又在黄珂家相遇，仅只寥寥数语，才得知他退隐江湖去了丽江，说是与几个朋友经营客栈。黄珂家的流水席在京城文化圈非常有名，各路名流怪才在这里云集，美食歌赋，很有几分魏晋名士的派头，大家也非浪得虚名。
又几年过去了，一些人还在“吃喝玩乐”，野夫则回到了写作中，他还用了4年时间深入农村调研，准备写一部书《大地生民——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状的观察与忧思》。他说他想弄清楚我们政府如何维稳，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只有从基层政府入手，发现并研究其内部运作方式及内幕。他说这是一部社会学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报告，而非报告文学之类的玩意儿。章诒和说，野夫不仅是行者，他还是思想者。
当很多人躲在书斋写作时，野夫走到了田野，当很多人虚构盛世喜宴时，他则深入到生活底部，揭示死亡与苦难。
野夫难免会被流俗者看成浪子、边缘人、失意者、偏执者。用余世存的话说，野夫完全明白自己的卑微，他不止一次地怀疑自己，“这些苍白的文字又何以能承载那无数的往事？”
我的生活没有凑合
《华夏时报》：记得当年你做书做得挺好的，在圈里名气还很大，怎么就突然不做了？
野夫：你说的是2006年，整个行情越来越不好。做得很累，天天讨债。催款、讨债，觉得活得像个黑社会一样，很没意思。再加上婚姻也不舒服，就决定离婚，离婚了就不想在北京待。
《华夏时报》：中国很多夫妻没感情了还会凑合着过。
野夫：但我是一个不愿意凑合的人。我要是不舒服了就走，天性就是这样。不仅是婚姻、家庭生活，就和我当年的辞职一样，都是因为不愿凑合。
《华夏时报》：记得你来北京之前，还做过警察。
野夫：来北京之前是从警察到囚徒，坐牢出来之后才到的北京。
用写作反抗黑暗
《华夏时报》：在网上看了你的《乡关何处》，觉得挺震撼的，也很悲凉，那些逝去的一个个生命，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动荡与苦难，这些都是真实的经历吗？
野夫：都是亲身经历的，真名真姓真地方，无一虚构。那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都还没写。
《华夏时报》：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一部家族秘史。
野夫：对。尤其是少数民族，在那个时候历史有很多隐情，且都是被遮蔽的。
《华夏时报》：想想你们上世纪80年代写诗的朋友，要么与商业同构了，要么保持沉默，很少有人去深思我们现在的处境和历史过往。
野夫：这就包含了你所熟悉的我们身边的这个圈的朋友，都是“理想主义”一代人。这代人中很多人为了生活都失声，不发言了。当时都是80年代的写作者，后来都沉寂了。我也沉寂了很多年，一直到2006年，一个原因是不想经商了，也不想过家庭生活了，另一个原因就是心中耿耿于怀的梦。一方面是写作的梦，另一方面是我经历了那么多故事，我心中埋藏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往事，我要是不写出来，会觉得很难受。
坐牢出来憋了十几年，我要是再不写说不定人都没了，再不写这些故事就完全无人所知。自己有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也包含了对自己的至爱亲朋还债的欲望。因为他们都那样悄悄来到这个世界，无声地离开了，没有人知道在他们身上发生过那么多悲惨的故事。我要纪念我的亲人，我也想通过家族史的方式把共和国的一些真相还原。让我的后人了解这个国家的来历，这个时代的来历，为什么走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华夏时报》：有些朋友的“吃喝玩乐”还是能看到一点魏晋文人的风骨，他们或许是用这样的生活方式来反抗流俗。
野夫：我们80年代有很大一批文学同道，到21世纪过的完全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喝酒、赌博，甚至有的嗑药。声色犬马，不问世事。确实有点像魏晋时代的样子。魏晋时期因为政治黑暗，多数人选择了一种诗酒猖狂的日子。今天也有些人显得像一群酒鬼，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内心深处的爱与恨都完全消失了，它可能藏得更深了。只有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人选择要重新诉说，我只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华夏时报》：你说是用写作来反抗黑暗，是反抗内心的黑暗，还是人性的黑暗？
野夫：内心的也有，人性的也有，时代的也有。因为这种方式能唤起一部分人的良知，唤起同代人乃至上代人的回忆，同时也能唤醒下一代人的心灵。包括我的女儿，她也会从我的文章里重新认识他的父亲。她对爷爷奶奶都没有记忆，虽然见过但是当时太小了，她都不知道爷爷奶奶曾经经历过那么多的往事。她从我的文章里知道了她会震撼，她也会重新开始打量这个世界。
《华夏时报》：你虽然写到那么多的苦难、非正常死亡，但感情还是比较节制的。
野夫：是啊。我并不想简单地在文章中表达一种仇恨，我更愿意去思考中华民族几千年为什么会走到这个时代，这些革命运动给这个民族带来怎样的后果，它在发生过程中有多少荒诞的事情，后人如何来看待这段历史，历史在未来如何去拨乱反正。
精神深处的故乡
《华夏时报》：从你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屈原《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也可以看到中国古典的人文情怀？
野夫：我喜欢传统文化，也喜欢古典文学。自己的古文修养在我的同龄人中间我认为还是不错的。我能写地地道道的古体诗词、文言文、骈文、词赋。
《华夏时报》：你觉得楚文化和中原官方主流传统文化区别在哪里？
野夫：这个话题太大了，我只能大致介绍一下。自古中国分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它就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区别。北方文化地区以齐鲁为主，南方以楚为主。北方文化以孔孟儒家为主，南方文化以老庄为主。北方文化的核心是“秩序”、礼乐制度，一切都要有规矩。它是一种社会秩序和伦理制度，有很严格的规矩。人在这个世界上分成不同的级别，连生和死享受的音乐都有严格的规定。北方文化我们称之为史官文化，南方文化称之为巫师文化。
楚文化中核心的巫的部分，随着楚国被北方的政治军事征服之后，巫文化就退隐在山林之中，如今，在南方很多山林少数民族身上还保留了巫文化的一些残留，如祭祀、音乐等。
《华夏时报》：我们很多的记忆都在消失，你的《乡关何处》是不是在寻找这些丧失的记忆？
野夫：对，是在寻找精神深处的故乡。因为很多民俗、传统都在消失，就拿我的故乡来说，土家族保留了很多巫文化。我回去拍了上百个小时的记录资料，其中土家族的丧礼，就像屈原笔下一样，在死亡的送行晚上，乡民们载歌载舞。这些古老的歌谣和舞蹈，极端神秘，非常美。
《华夏时报》：全球化伴随的文化多样性消失是不是难以避免的事？
野夫：这是不可抗拒的事实。随着所谓的全球化，民族文化的差异在缩小，文化的多样性越来越难以保持。但我还是主张，制度层面要普世价值，但是文化层面要多样性。
《华夏时报》：西方的一些评论家普遍认为中国的诗歌比小说成就高。
野夫：我也持这个观点。我认为中国文学最能够在艺术水平上接轨的、和同行放在一个层面上对话的只有诗歌。
《华夏时报》：诗人没有获得诺奖，当是很多人的遗憾。
野夫：我一直觉得我们对待自己的文学不一定要拿诺奖做标准，我承认诺奖的权威性。但如何进入诺奖的视线，有一套专业的方法。就像一个中国人的诗歌写得很好很好，远远超过北岛他们，远远超过在西方混的中国诗人，但是由于你的诗歌没有进入翻译家的视野，即使有人翻译也没有进入西方出版家的视野，因为没有几个世界主要语种的译本，想获得诺奖也是不可能的。
《华夏时报》：中国诗歌在翻译上难度太大了。我觉得你的散文有诗的语言，它打通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
野夫：汉语本身和其他西方几个主要语种的造字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很难翻译。比如我的散文，许多翻译家拿到我的散文都说，要翻译出你的语言的味道太难了。
承担与分享
《华夏时报》：章诒和说你不仅是思想者，也是行动者。
野夫：对，我参与了很多社会实践，也参与了很多公益活动。
《华夏时报》：这是挺难得的，一般写作者的书是来自于虚构和书本知识。
野夫：很多人都是坐在书斋里写作的。我更愿意走进社会。我这十一年有大半时间都是行走在路上。
《华夏时报》:所以很多朋友说你像游侠，行走于江湖，你所推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江湖？
野夫：江湖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道义”。就是说你要有承担，有分享。所谓承担就是分担你的朋辈的苦难，与你的朋辈分享你的快乐。“有难同当，有福共享”，这是江湖的核心价值。把范围放大了，就是你要热爱同胞、热爱国人。
《华夏时报》：我们经常提到江湖总是会想到帮派。
野夫：江湖的准确翻译是“民间社会”，用英语翻译江湖你不能翻译成“江”和“湖”。江湖是与廊庙对称的，政府以外的广大民间是江湖。民间要有民间的秩序，提倡民间自治。江湖的“行帮”，就是民间组织，并不是犯罪组织。过去古代中国厨师有厨帮，石匠木匠有石匠木匠的帮，是一个行业形成的组织，你不能说人家是犯罪组织，是行业公会。这种东西是要鼓励，而不是打压扫除。
《华夏时报》：这种“峥嵘岁月”很让人向往80年代的人文高地，你们身上还保留了那时的浪漫情怀。
野夫：80年代几乎是二十世纪唯一美好的一个年代。由于当时结束了文革，民间有一种刚刚冲破中世纪黑暗的感觉，充满了理想主义。大量的新知识的涌入，整个社会你看到的是人人都在求知。很多人去书店排队买书，你能想象今天排队买书吗？那个时候阅读成为一代风尚，各种民间讨论会、演讲，当时文艺出现了井喷式的活跃，现在所谓成名的大家都是在80年代成名的，甚至我可以说他们都没有超越他们自己的80年代。这个民族的理想主义精神都是从80年代末给彻底摧毁了，包括知识分子的脊梁、青年人的理想。后来，很多人下海经商，只管自己吃好喝好玩好，天下事与我无关。20多年来的后果就是，我们进入一个完全物质主义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