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玮 北京报道
“周行长，您打算何时退休？”
一名外国记者在11月11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新闻发布会上直接问出这个问题时，现场聚精会神的同声传译人员显然有些意外，稍后才用明显降低了的音量，轻声翻译道：您打算什么时候卸任？
央行行长周小川回答完关于货币政策调控的第一个问题后，短短地顿了顿后答道：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又很快地打趣说：我希望这个事和货币政策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
按照惯例，部级官员退休年龄是65岁。已64岁的周小川面对记者的提问没有刻意回避，当然也未明确作答。好在结果不会让人等太久。11月14日，十八大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选举产生，周小川均未入选。
时间如白驹过隙，自2002年12月出任央行行长后，他在风云际会的中国金融改革中心已经近10年了，这也是自1960年以来就任时间最长的一位央行行长。
这10年来，伴随着宏观调控的松紧，货币政策的每一次动用，都让人对周小川印象深刻。他收获过喝彩，也引起过争议，他备受美誉，也承受着质疑。
或许是巧合，周小川的新书《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也在十八大召开前夕全面上架。几乎同一时间，他撰文回顾了10年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这10年，为应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风云变化，人民银行的调控针对了不同时期经济金融运行特点，也注意在不同阶段把握好了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
“人民币先生”
自1986年开始，周小川的身份不断在变换着，从学术硕果累累的学者，到大刀阔斧的商业银行高管，到证券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再到如今温文睿智的金融官员。
对于一贯以温文尔雅的“学者型官员”形象出现的周小川，外界对其的爱好自然也乐此不疲，于是熟知了他的网球水平不低，也是西方歌剧和音乐剧的爱好者，甚至算得上是一个尽职“发烧友”，更会亲自谱写音乐剧。
有比喻称，他像一位高尔夫球手：“儒雅的学者风度，穿着华贵的职业服装，拿着名贵的球杆，有众多绅士般训练有素的头上金光闪闪着硕士、博士头衔级别的土、洋球童跟随，且挥杆击球的动作十分标准优美，但球去了哪里？”
这个幽默的说法显然仅停留在“比喻”层面上，已过花甲之年的周小川，总结起央行的成绩时决不会是空有华丽辞藻：坚定不移地推进和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金融改革，成功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事实上，周小川接掌时，央行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此前担当经济增长重任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难再独撑大局，货币政策在经济决策中所占的地位变得愈加重要；其次，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货币传导机制也不顺畅，与西方教科书不同，需要更多的摸索；再次，当时成功入世后，金融业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要应对国际国内金融业的新问题，央行行长自然任重道远。”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分析说。
周小川自己显然知道“球”在哪里，人民币汇率机制成功改革也让其赢得了“人民币先生”的称号。
2002年底，周小川刚刚出任央行行长之时，日本就率先掀起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风潮，美国随后加入，国际上压力一触即发。周小川一边向全世界表明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决心，一边加紧进行汇率机制的改革。
2005年7月21日晚，中国人民银行突然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消息一出，震惊世界。
“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周小川曾明确表态，“如果因为我说话对人民币有影响，才叫我‘人民币先生’，我觉得这个称呼不合适。但如果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改革，那倒是未尝不可。”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一直在有序推动，2010年6月，进一步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核心是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继续按照已公布的外汇市场汇率浮动区间，对人民币汇率浮动进行动态管理和调节。
周小川自己对此的评价为：“目前，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显著增强，逐渐趋于合理均衡水平，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初步显现。”
最佳行长
除了汇率改革，周小川这位网球水平不低的、学术功底深厚的行长，随后又主动击出了多记漂亮的“球”。
周小川精通英语，有许多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外的学术刊物上，国外会议上的英文演讲也能使其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而最引人瞩目的是在2009年3月提出以特别提款权(SDR)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建议。
“在2009年4月伦敦G20峰会前，我国正在准备，一方面我们力求客观地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另一方面也感到应防止把金融危机的原因指向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因此，领导人责成财政部和人民银行，要在G20峰会前发出一点声音。为此，在伦敦峰会前一周，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刊登了4篇文章。”周小川在新书里披露说。
2009年3月23日，央行在其网站的醒目位置发表了周小川的署名文章《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英文稿）》，他建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西方媒体大多认为，这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反击。
随后，《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关于改变宏观微观顺周期性的进一步探讨》、《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几点认识》三篇文章接踵而至，国际反响热烈。
而在当年12月，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杂志选出本年度100名思想者,周小川因为“警醒国际不应再倚赖美元”列第9名。杂志评论说，周小川在今年3月大胆提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加上他对美国经济政策的批评，显示中国政府对自身经济方针信心日增。
2011年周小川满载而归，国际金融领域权威杂志《欧洲货币》把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授予了周小川。《福布斯》一年一度的全球权势人物榜中，周小川排在全球权势人物榜第15位。
可惜的是，《环球金融(GlobalFinance)》评出的2012年全球十大央行行长，周小川未能入选，他的评定级别为“B-”，比2011年降了半级。当然，全球最具影响的另外两位行长，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吉、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同样与“十大”失之交臂。
“超发”争议
10年间也并非一路鲜花。
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大大降低货币购买力的通胀危害，而更多利剑也将通胀的源头归结于“货币超发”，即货币发行量超过真实财富的增长量。
看看外汇储备的数据：2001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2121亿美元，2011年末则增加到了3.18万亿美元，10年间绝对量增长2.9万亿美元，涨了十倍多；2001年末广义货币（M2）存量15.28万亿人民币，2011年末则达到了85.15万亿人民币。2011年比2001年净增了69.87万亿。
“这不是‘货币超发’是什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每年新增的国家外汇储备，全部是央行用基础货币买进来的。按什么价买？汇率是什么价就按什么价。巨量的人民币供应已远高出经济增长的需要。
周小川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在中国，“货币超发”这个说法，接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所谓“非经济发行”的概念。非经济发行指超过实体经济需要量的货币供应，经济发行则指货币供应量正好符合实体经济需求。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需满足实物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周小川曾用一段话来总结他在证监会时的岁月：登山讲求实际，因此无论你是走在迂回曲折的路上，抑或能否看到山顶，又或者在哪一点上资源分配是否最优化，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确保你每一步都是向上的，换言之，即你正在改进。
只是不知道，这10年，他又会写下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