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反腐风暴新信号

    本报记者 蓝姝 刘力图 广州报道
    11月26日到12月1日，短短一个工作周的时间内，三位厅级高官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发布震惊了广东官场。这三位高官分别是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广东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原揭阳市委书记陈弘平。
    自今年2月开展“三打两建”（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专项活动以来，诸多经济活动背后的不同层级的“靠山”与“保护伞”官员不断被挖出。“我们欢迎群众举报，有举报必查，并且一查到底。”广州白云区“三打办”一位工作人员这样私下告诉记者。
    “三打两建”不仅是对广东市场经济环境的全面整顿，更是广东官场腐败分子的“杀手”，有接近政府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不断传出的官员落马的消息使得很多官员“感到相当紧张”。据广东纪委披露，仅今年上半年，全省已查结商业贿赂案件677件，正查办2046件，涉案金额8.05亿元，涉及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1072人，其中厅级干部28人，处级干部123人。而汪洋则表示要将“三打两建”纳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轨道，常抓不懈。
    而十八大之后，广东廉政风暴似乎刮出更加猛烈的信号，力度前所未有。凌厉的反腐风暴背后，是广东在反腐举措上率先加力提速以及多年来推动反腐制度与机制建设全方位探索的积极努力。
    从2007年省委书记汪洋主政以来提出要当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排头兵，多年来广东已经在反腐倡廉制度与机制建设上做出了诸多尝试与探索，其中不乏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创新举措。
    作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前沿地区，广东的反腐之路不乏创新与开先河之举：全国第一个经济罪案举报中心、第一个反贪局都是在广东建立，广东还首先治理“裸官”、首先探讨以一把手为代表的在权力运行机制上的科学配制与监督约束等问题。而自2007年汪洋主政以来的5年，在加大对贪腐行为的打击查处力度的同时，更是注重在反腐倡廉机制与制度建设上进行探索与尝试，积极学习和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经验。尽管其中不乏曲折与争议，甚至面临“越反越腐”的责难与压力，但广东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
    机制与制度上的探索表现在以广东省纪委等反腐主力机构的开放与学习态度。广东纪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除了狠抓纪检队伍本身的硬件建设外，先后两任纪委书记朱明国与黄先耀都表现出开明态度。前任纪委书记朱明国曾多次到香港考察廉政公署，并在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香港廉政建设的成功做法及思考》，文中指出，广东要向香港学习，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透明度，公开反腐败工作的信息，定期举行“纪委开放日”活动。
    2010年6月25日，广东省纪委在全国首开省级“纪委开放日”先河，50多名各界代表走进纪委大楼，这座一直披着神秘面纱的纪委大楼迈开了程序公开的第一步，这是借鉴香港反腐经验，也是广东试图开门反腐的第一步。广东从2010年开始推行“阳光司法”，2010年12月广州中院首次尝试对案件进行庭审直播，到今年更是明确提出“天天有直播、人人有直播”的要求。
    此外，对于民间反腐力量，以汪洋为代表的主要官员也做出开明表态，汪洋在2007年就表示，要让社会组织和公民充分自治，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渠道。
    实际操作中，广东还借鉴新加坡、香港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的经验，拓宽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的渠道。譬如以深圳南山区为代表的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和党委政府社会管理部门合作，引导建立反腐倡廉义工组织，以社会公益的理念倡导反腐倡廉。
    对于民间反腐力量的成长壮大之路，朱明国甚至主张“探索建立对社会团体机构提供反腐咨询指导服务的补贴资助制度，发展民间反腐咨询服务机构”。
    在反腐制度建设上，广东还阶段性探索尝试了以财政预算公开为代表阳光财政、防止政府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腐败的代建局，而广东正在研发的预防腐败信息系统作为广东反腐的“独门秘器”再度让人充满期待。这一系统由广东省纪委主导，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及相关信息科技公司参与，预防腐败系统的设想是从官员的财政状况变化、亲属出入境信息等技术层面来提供腐败技术性预防工作，但中山大学一位参与系统研发的人员则表示，这一系统能否起到真正作用还有赖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健全。
    日前，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表示，广东拟在粤北选择一个县和珠三角选择一个区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财产申报试点，且试点完成时间表定在2014年，这被理解为走在全国前列的广东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上依然面临重重阻力与障碍，受到金融实名制、税制不完善、私有财产保护不足以及各级官员执行阻力等多种因素制约，中国有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尚面临着漫长的时间表。对广东来说，这也是反腐进入深水区之后的主要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