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仍然很老派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2012年，新生代政治家在全球大面积崛起。58国大选，特别是重要大国的大选，重组了这个世界的权力体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们将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
    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家群体，都会给其时代刻下烙印。二战一代，以丘吉尔、杜鲁门、斯大林等为代表，刻下了冷战；后二战一代，以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为代表，刻下了经济自由主义和“低烈度战争”；1968派一代，以克林顿、布莱尔、贝卢斯科尼等为代表，刻下了经济繁荣。
    2012年崛起的新生代，不缺乏雕刻自己名字的工具和材料，他们就在危机时代中。不过，在他们准备展示政治初啼的时候，其实面临的不是什么新局面，而是如何打理一个比他们的上一任远得多的老派世界。
    与前一代的领导者相比，2012年新生代的施政空间逼仄了许多。他们的前一任，要么目睹，要么亲手建设了一个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和协商体系。这个体系一度被简洁地形容为“世界是平的”。即使在金融危机时期，这样的格局也没有扭曲。以G20为标志，“抱团取暖”的需要令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主要政策导向趋于同步。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安全政策，主要国家前所未有地保持了一致。固有的利益争吵虽然还在，但是被限制在了低频率当中。
    然而，2012年，几乎在所有曾经取得共识的地方，裂痕都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即使最成熟的国家联盟，内部也疑虑重重。不合作主义替代合作主义，民族主义替代全球主义。随处可见的是，有效的合作模式被证伪，传统热点地区出现新动荡。即使最令人乐观的成果，也与危机的真正解决无关。危机要么被押后，要么被夸大，要么无法评估。多数危机的解决模式也面目可疑。
    这几乎是一种必然。后危机时代，是首次出现打算不通过战争模式解决问题的时代。没有人对此有足够的经验认知和无瑕的判断能力。大家都“摸着石头过河”，其结果是经济挑战、政治挑战和安全挑战，同时出现。
    2012年，最重大的经济挑战，发生在欧洲、美国、中国、金砖国家。2012年夏天，欧洲债务危机一度发展到了欧元区是否应该解体的地步。尽管随后由于“德拉吉效应”显现，打垮了做空欧元的一方，但是，债务仍然在那里，债务形成的财政原因、国民性原因等并没有触及。欧洲统一派尽管在下半年声势浩大，但是，北部欧元核心区、南部欧元边缘区、独身事外的英国，似乎正在形成欧盟新的三个边界线。
    美国经济复苏的上空，则悬挂着QE4、财政悬崖和债务上限三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市场对此忧心忡忡。但是，由于美元铸币税特权特有的风险转移功能，大概率事件是，这三柄剑伤不到美国实体经济，因此也无碍于美国的复苏节奏。问题在于，如何评估其外溢效应，其他经济体面对其冲击时是否会手足无措。
    中国在2012年的多数时候，都在凝神应对经济下行的风险。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其他金砖国家。在如同日本一样东亚雁阵发展的效应衰退之后，能否以政治和经济的革故鼎新获取新的制度红利，将决定中国的经济前景：是继续保持世界经济引擎的地位，还是进入中速发展期，甚至掉入南美式陷阱。
    2012年，最重大的安全挑战出现在东亚。南海、东海的传统领土博弈，以及朝鲜半岛的不确定性，正在代替非传统的、不对称的反恐战争，威胁着整个地区。中国海权的维护前景，既有干戈也有玉帛。如果“辽宁号”航母和钓鱼岛上空的海监飞机代表战的意志的话，中国对RCEP的积极投入则代表和的愿望。拟于2015年建成的RCEP，将是巨大的自贸区，东盟、中日韩均包括在内。能否消除中国近海上空的戾气并遏制日本民族主义势头，需要更优化的应对。
    2012年，最重大的政治挑战出现在产油区。裹挟到“被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北非，叙利亚形势危急，埃及民主迟迟不能得到二次确认，巴以冲突险些酿成战争，让后强人时代的产油区迟迟不能定型，也成为国际油价上升的主要推手。
    时空螺旋运行。2012年几乎所有的危机都是老故事。有的在冷战时代就反复上演过。过去上演的时候，有强人政治主导。在全球普遍进入常人政治的今天，如何解决？代价低，就会迎来他们的时代，代价大，其中的许多人就会成为历史的过客。这是他们共同的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