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的“逃离”与“隐逸”
本报记者 米乔 北京报道
《桃花源记》是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历史上结局最浪漫的“逃离”故事之一。作品以武陵渔人偶然发现一处世外桃源为线索，把发现桃源、小住桃源、离开桃源、再寻桃源的曲折离奇的情节贯穿起来，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桃花源记》寄托着典型的文人田园梦想，但故事的背景年代却没有这么“浪漫”。桃，逃者，陶也。《桃花源记》存在的真实年代是南朝刘裕弑君篡位的第二年，社会之混乱黑暗和作品中描绘的理想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正如“桃花源”中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的有意识的、群体性的逃离，往往是为避政治灾祸。比如周平王迁都洛邑，西晋时东迁江左，北宋时南渡临安。这种群体性逃离迁徙的政治之殇，在百姓而言便是举家迁徙离乡之痛，在文学上往往意味着一个流派的形成——东晋时的田园诗歌其实便是文人政客从“思想”上逃离的一个集中体现。台湾作家张大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士大夫阶级尤其是在面临政权转移或者崩解的时候特别触目惊心，周顗和王导在新亭的对立和对话的故事，尤其能代表这种心情。”
为实现个人价值的出走
在群体性的“被迫”逃离之外，中国历史上早有一些看似属于个别性的“逃离”，这种逃离，更像是一种主动的“出走”， 也别具启发。巢父、许由早就是这种‘遯隐’的典型，介之推绵山被焚的神话即使看来夸张，却也意味着“介之推不言禄，故禄弗及也”是一种坚强的执着，是一种大环境“进仕”、以政治为唯一标准的人生观之外的个人价值追求，是个人精神的“创格”。
在《大唐新语·隐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垒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此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讲的是“终南捷径”的故事。在唐朝，进仕“从政”的方式不再以科举为唯一途径，在那个不再单一以政治成败、个人仕为标准的年代，“隐逸”或说“逃离”甚至成为一种进取的手段。那时的文人隐逸，不再进入深山老林，而是在园林之中，也促进了中国园林文化的大发展。正是由于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文化最多元的时期，才有如此图景。
都市人的“逃离”
今天的大陆，正悄然发生一场大规模的“逃离”——逃离北上广。和历史上的文人墨客笔下的“逃离”唯一不同的，或许就是社会历史的大车轮方向，让曾经抛却故土到北上广的青年们，再一次将生活投向了“别处”。
对比台湾早前“现代化”的经验，张大春说：“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各式各样逃离大都会、逃离资本游戏、逃离僵化或制约性极强之生活模式的出走在台湾都发生过。我在90年代初还亲自为一个远赴花莲、隐居海滨、过着自耕自食生活的社群拍过一部纪录短片，我还记得他们不‘用钱’，还记得他们到市场捡拾废弃但是完好的菜叶，回到农场煮食的诸般细节。过去十多年来，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小农小区也透过年轻的‘逃离者’在许多偏乡打造新世纪的桃花源——只不过他们不能‘无人问津’，他们还多多少少是资本主义消费生态供应链上的一环，只不过他们更尊重土地，更在意人情，更能感受和关照劳动的意义。”
不论历史上还是当代，绝大部分选择“逃离”的人。可能正好有一种不与主流同调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观。这种个案越多，显示社会多元化的脚步越近。至于这是不是一种思潮或风潮，不是当下所能概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