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普林斯 佩斯领导力研究院创始人兼CEO
不久前，我去了趟北京、上海和广州。北京的空气污染难以置信，上海的空气简直是灾难性的，广州的也非常糟糕。那几天，PM2.5数值都在100-450之间。但我知道我还算幸运，因为在我去之前，北京的PM 2.5曾达到过可怕的900。一个现代国家，空气污染能达到这个地步真的令人惊讶。
我管它叫“中国大污染”。
当然，我只去了三个城市。全中国有几百座城市，有的可能更糟。本质上，中国就像赶上了一场流行病。目前的情况让上世纪50年代著名的伦敦大雾比起来也不那么糟了。
西方如何解决空气污染
那么，历史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有没有遇到过空气污染问题？它们是怎么解决的？
在美国和欧洲，空气污染在上世纪40-50年代是个巨大的问题，就和今天的中国一样。重大事件有1954年的伦敦大雾，曾导致大约4000人死亡，美国也发生过几起，最著名的是洛杉矶。
导致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关键性事件并不是因为脏空气致多少人死亡，而是因为一本著名的书：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作者是蕾切尔·卡逊。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导致美国民众要求政府有所行动。
也正是这个时候，绿色运动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兴起。这些环保运动者对立法者和政府施压，让他们通过防治污染的法规，并规定特别的日子，在那天都必须减少污染。
在美国，这又催生了1970年的《清洁法》及1990年修订后的《清洁空气法》。来自绿色运动的压力1992年汇集在里约热内卢举办的“地球高峰会”。出于许多原因，美国当时没有在峰会达成的协议上签字，但美国没有减少防治污染的努力。
美国之后又通过了一系列更严格的反污染法律，目前还正在讨论将PM2.5降低至低于每立方米10微克的水平。美国的研究也更多地发现，即使是每立方米10微克这一被认为十分安全的水平，也会对老年人和非常年轻的人的健康产生影响。
美国的一些州则出台了比联邦政府更严格的反污染法，包括在这方面一直领先的加州。加州的政策和法律常常被其他州甚至联邦政府作为指导。
这一切努力的结果是，美国的空气污染自上世纪40年代以来被大大降低。目前全美PM2.5的平均水平仅为每立方米10微克。
因此，美国和欧洲的历史经验表明，空气污染完全可以被控制。但是，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即使严重侵害到身体健康，也不曾让西方政府采取行动。
2、美国绿色运动的推动力是一本书，这本书按当时的标准来看十分激进，甚至是颠覆性的。
3、在美国和欧洲，公民的行动再加上非政府组织（NGO）将这些行动组织成大众绿色运动，才真正推动了政府的改变。
4、绿色运动才是持续对政府施压、让其采取更多行动防治污染的力量。私营企业则倾向于抵制，产业反而对政府施压，让他们更缓慢地推进或干脆不要推进污染防治。
5、历史看起来表明，当污染非常严重的时候，往往是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存在强有力支持关系的时候。最初打破这种循环，需要公民行动。只有这样之后，政府才会主动采取措施，但这时仍需要来自公民团体的“鼓励”。
中国的污染意味着什么
不用说，“大污染”会对几亿人口的健康产生影响。
我一直很爱中国，我爱那里的人民和文化。是的，我甚至认为中国做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我在西方人中有些与众不同。
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的治理存在一些质疑。但我认为，中国在治理方面做得相当好。中国高效，努力，安全，而且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与其他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一直是一个榜样。中国不像俄罗斯，政府内不存在不受控制的犯罪行为，或是与有组织的犯罪存在事实上的伙伴关系。中国不像巴西，不存在大规模的过度监管和反创业偏见。中国不像印度，不存在社会混乱和基础设施的极度匮乏。
因此，尽管很明显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其领导人的智慧及其社会的好处也无可否认。中国模式，尽管有不少批评，但效果一直很好，或许甚至好于其它模式。事实上，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历史上最大的国家里实现所有这些好处是非常令人瞩目的。
所有这些在奥运会和世博会的时候都表现了出来。这两个时候，我都在中国。
两场盛事的建筑规模令人惊叹。中国工人和志愿者的效率和友好也非常出色。是的，当时的空气是最干净、最可呼吸的，就像西方人希望的那样。
尽管有人知道，中国为了保证奥运会时期的空气清洁做出过多少努力——对官方用车进行过限制、引入车牌单双号限制，等等。尽管以自己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努力说明，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让连自然元素都为自己服务。
但缺少对空气的真正控制现在对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已变得显而易见。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时都会感到中国缺乏对空气污染的控制。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缺少对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个人的控制，缺少对企业如何生产产品、排放污染的控制，缺少对法规是否被遵守的控制，甚至整个社会在政府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个体公民的利益上都缺少正确方向。空气污染暴露出中国真正的有效治理的程度到底有多深。
中国污染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当然，国外特别是西方媒体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空气污染。国外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西方人在视频中看到，紫禁城的大门隐身在污染的空气之后，天安门广场上的游客身影绰绰。在我乘坐的前往北京的飞机里，我第一次看到飞机几乎是空的。
很多西方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表面上看起来十分正常且高效，但这场“大污染”却揭露出深度的治理问题。
中国一直以来苦心建立的高效与智慧形象受到质疑，有人将它与印度画上了等号，只是公共关系更好。
过去20年左右，社会和政治分析者一直对美国与中国实现增长的方式孰优孰劣有所争论。美国模式被称作“华盛顿共识”，代表自由市场和相对不受控制的表达与治理。新的模式就是“北京共识”，代表自由市场和集中控制的表达与治理。
近几年，认为“北京共识”是实现增长的最佳模式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即使是美国模式的坚定支持者，也越来越认同“北京共识”是一种可行甚至更好的增长模式，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也这样认为。
毕竟，看看最近欧盟的例子。或许，它也需要尝试一些“北京共识”？或许美国也需要？
中国的“大污染”让我们看到，“北京共识”存在一些重要的益处，但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危害健康。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问题。美国有种族问题、犯罪问题、枪支问题等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问题。中国也一样，但它努力想做得更好，至少表面如此。
中国的“大污染”暴露出治理问题的严重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百本书都做不到的。空气污染就像病毒视频一样弄不走。它不必通过微博告诉你，因为每个人自己就可以看到。空气污染向世界传达了一个信息：请谨慎考虑“北京共识”。
事实上，现在正在发生的，与西方二战后发生的非常相似。当时，污染的程度也相当高，西方国家的公民们意识到，政府和产业的关系过近，公民必须给予压力，政府才会采取行动。
中国事实上在走西方的老路。西方过去的经验表明，在公民团体的一致行动下，中国才会采取行动，让产业的利益不再置于公民的利益之上。
“大污染”的表面问题是对中国人的健康有害。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会伤害对中国治理方式的信任。
(本报记者 兰晓萌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