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运河波澜

    本报记者 兰晓萌 北京报道
    最近，全球船运公司和贸易商的目光正在密切地注视着苏伊士运河。这条长192公里、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人工河流，是欧洲和亚洲之间通行最快捷的海路。但这条承担全世界约10%的海上贸易的忙碌航线，现在正给全球船运和贸易带来经济与安全的两个挑战。
    1月31日，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通知，从5月1日起，将上调运河的通行费，涨幅根据船只运载的货物类型从2%至5%不等。
    各国船只取道苏伊士运河支付的通行费，是埃及最重要也是迄今最稳定的外汇收入来源。涨价的原因似乎不言而喻：自2011年推翻前总统穆巴拉克的“二月革命”爆发以来，埃及陷入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曾经的另外两大收入来源——旅游和油气出口受到波及，已大幅缩水。
    这是埃及15个月来第二次宣布上调通行费，与上次一样，这次的涨价计划遭到了业界的普遍反对。2月4日，代表全球逾80%商业船队的国际航运商会（ICS）秘书长皮特·辛克里夫发布声明说，由于船多货少，大部分国际航运业者正面临记忆中最惨淡的行情，“现在并不是埃及宣布涨价的好时机”。
    而对于埃及而言，涨价甚至可能带来反作用。“涨价将促使已认真考虑绕道好望角的船东付诸行动。”辛克里夫警告，“特别是埃及最近发生的事件，已令人担心运河本身的治安。”
    这正是苏伊士运河最近给借道于此的商人们带来的另一个挑战。埃及自1月25日以来爆发了新一轮反政府抗议活动，冲突最激烈的中心从开罗向东蔓延到了苏伊士运河上的三大城市——位于运河北端入口、南端入口和中段的塞得港、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1月25日，一艘希腊货船据称在塞得港停靠时被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袭击，这给苏伊士运河的通行安全蒙上了阴影。　　　　　　
    “塞得港共和国”
    1月28日，埃及海军上将、苏伊士运河管理局主席莫哈布·马米什登上一艘过往的船只，并跟随那支船队通过了整条苏伊士运河。这已是他第二天这样做了。“苏伊士的航运百分之百地安全。”马米什想通过行动证明。
    埃及希望每年经过这里的1.7万-1.8万船只的主人接收到这个信息。这些客户每年可为埃及带来大约50亿美元的进账，这对目前极其缺钱的埃及来说不是个小数目——该国2月5日透露，其外汇储备已跌至136亿美元，低于仅够满足本国3个月进口的150亿美元水平。
    但现在，苏伊士运河这条经济“命脉”，正受到埃及2011年陷入持续动荡以来的最大考验。
    2月第一天，苏伊士运河北部入口塞得港，有数千人走上被大雨浇得湿漉漉的街头。一群年轻人站在游行队伍的前方，手中举着一面巨大的绿、白、黑横条三色旗。旗帜的中央是代表这个港口城市的标志——一支船锚和两颗麦穗，船锚的两侧赫然印着一句标语：“塞得港共和国。”
    “我们想独立。”队伍中有三个孩子的塞得港市民哈马德·马埃提说。过去一周发生在这里的冲突、暴力、死伤、戒严，让塞得港人有了更坚决的诉求。截至这一天，苏伊士运河沿岸的主要城市已经有将近60人在这一轮抗议活动中丧生，而塞得港的伤亡最为严重。
    “我们没有得到公平。”马埃提的话代表了许多塞得港人的心声。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城市和港口为国家贡献了最大一部分收入，得到的回报却寥寥。这份被刻意忽视的感受从穆巴拉克时期就已有之。1999年，一个贫穷的塞得港人接近穆巴拉克，被当成刺杀处决。自那时起，塞得港人就感到自己被穆巴拉克政府系统性地“边缘化”：公共基础设施得不到发展，免税区地位被剥夺——而正是萨达特给予他们的这个特权，刺激了当地经济的繁荣发展。
    但塞得港并非历来被忽视。在纳赛尔时期，这座港口城市曾是国家的荣耀。在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亦称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塞得港的军民奋力抵抗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三国的入侵，赢得了纳赛尔的赞美。“今后世世代代都会记得塞得港这个不朽的城市。我非常高兴能够向你和塞得港的英勇儿女们表示我衷心的感激和敬佩。”1956年12月26日，这位传奇的埃及前总统专门致电塞得港行政长官马茂德·里亚德。今天的塞得港人仍旧怀念着这份骄傲，在这座城市里，不时能看到写有这样一句话的条幅：“要么给’56的后代以公平，要么给这个国家以混乱。”
    巨大的心理落差在穆尔西时代也难以得到平复，塞得港人似乎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穆巴拉克倒台后的议会选举中，这里的民众从来没有对穆斯林兄弟会表示过欢迎。在去年夏天的两轮总统选举投票中，他们也没有一次将多数票投给穆尔西。现在，塞得港人有了更多疏离中央政府的理由。埃德尔·谢哈塔，足球骚乱案中一位被告的父亲——这些被告被判处死刑成为引发塞得港暴乱的直接导火索，道出他的失望：“革命并非始于推翻穆巴拉克，而是始于要求面包、自由和尊严，这个要求正是源于政府的忽视。”他说，“而穆尔西正在重蹈覆辙。”“控制起来的军事区”
    塞得港是埃及的一个缩影。城市的街头散布着混乱，武装袭击甚至侵袭到首都开罗位于美国使馆和尼罗河之间这一警卫最森严的地区。警方无力控制人群，他们还一度与抗议者爆发枪战。埃及社会的基础结构似乎正在瓦解，经济长期健康的基础已受到严重侵蚀，而国家的统一亦面临动摇。
    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埃及军方不同寻常地打破了沉默。1月29日，埃及最高将领——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西西将军在对军校学员发表讲话时说，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持续，以及他们就如何治理国家产生的分歧“可能导致政府崩溃，并威胁到我们的后代”。他的讲话随后被整理为一份公开声明，发表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
    就在这个讲话登上大大小小的新闻媒体之前，埃及军队已于1月26日被密集地部署在苏伊士运河周边。“运河现在是被控制起来的军事区，因此通航没有问题。”一直密切关注苏伊士运河的世界最大海运服务提供商之一——英之杰航运服务公司（ISS）说。根据彭博新闻社2月1日的报道，埃及军队已出动摄像机和直升飞机护卫着整条运河的交通。而在苏伊士沿岸市区，当地居民对美联社的记者说，军队在1月26日冲突最严重的当天，就开着坦克和装甲车，控制了塞得港。
    这为目前混乱不堪的埃及政局注入了戏剧性。当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去年6月正式向民选总统穆尔西移交了在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获得的权力之时，所有人看起来都大大松了一口气。现在西西将军表达对平民领导人的批评，难免让人认为军队将领要再次涉足平民政治。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学会中东问题专家史蒂夫·库克认为，军方这是在向对立的伊斯兰派执政者及其反对派发出警告：如果放任形势进一步恶化，军方有可能介入。但介入的可能性有多大？
    尽管将国家权力交予穆尔西，但军方依然保有在军事预算、人事乃至国防政策方面的自治权力，而且还保留了强大的经济利益。它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穆尔西及其代表的穆兄会也小心地不站在军方的对立面。”美国智库世纪基金会埃及专家米凯尔·瓦希德·汉娜说，“军方在政治结构中的核心优先利益在穆兄会主导的宪法草案中得到迎合。”因此，保持现状而不是介入，似乎是埃及军方更好的选择。毕竟，军方的名声在反穆巴拉克时期已经受损。
    但史蒂夫·库克认为，军方1月29日的警告说明，事件的发展已经到了让军方将领们担忧的地步，因此至少他们“已经开始考虑干预”。况且军队在普通埃及人中间依然被高度认可。因此，他判断，如果形势真的滑向失控，那么“诉诸军队仍将是最后的选择”。
    “关键战略利益”
    就目前来看，埃及军方尚没有重返的迹象，但其介入与否的核心考量正在浮现。最高将领西西将军1月29日解释，部署部队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关键战略利益——其核心是苏伊士运河”。他誓言，军队不会允许运河受到伤害。
    这无不是对苏伊士运河之于埃及乃至世界的重要性的提醒。经过一场战争，这条水路要道在1956年被埃及总统纳赛尔从宗主国手中收归国有，但它仍需遵守1888年《君士坦丁堡公约》的宗旨——不管和平还是战争时期，运河都要保证对各国民用或军用船只开放。这个承诺是埃及在全球的战略地位的一块基石，也是美国与其维系盟友关系的动力之一。
    对于埃及军方来说，保卫运河畅通尤其重要——美国每年对其提供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条件之一就是保证美方军舰在苏伊士运河的交通优先与顺利。埃及军方与美国自纳赛尔时期建立起来的联系，没有因为穆巴拉克的下台和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交权而中断——美国2月3日刚刚向埃及交付了4架F-16战斗机，M1A1坦克也正在路上。
    苏伊士运河的安全隐约划出了埃及军方介入的底线，而埃及国内经济，特别是货币危机这颗危险的“定时炸弹”也挤压着伊斯兰派当政者与四分五裂的反对派的互斗时间，逼迫他们尽快启动真正的对话。局势动荡带来的恐慌已促使埃及人纷纷将手中的埃及货币兑换成美元及其它硬通货，造成埃及镑大幅贬值，物价飞涨。如果不能尽快找到这个社会可以承载的合适出路，埃及的经济“炸弹”随时可能爆炸，新的动乱将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