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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或97%,中国负债前行?

唐玮 2013-2-22 23:56:00
    本报记者 唐玮 北京报道
    自债务危机相继在欧债爆发又盘旋于美国后,全球投资者一直在疑惑,中国会不会成为另一只落地的靴子?
    巴克莱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更激起了千层浪,其预计中国的总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97%,蕴含了巨大的财政风险,接近于美国2011年的101%水平。
    国家统计局1月18日发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19322亿元,而按照巴克莱的测算,政府负债最高将达50.44万亿元,其估计最少将为32.24万亿。
    而潜在负债被认为是风险放大的祸首,如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国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金融系统的不良贷款,此外,改善社会福利如医疗、教育和养老保险等方面面临支出压力,可谓“危机四伏”。巴克莱认为,最终数值到底是62%还是97%,取决于养老金缺口的假设。
    这也是各界不断呼吁编制权威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原因。“现在谈改革,但基本上是心中无数,没有数据可以信任,谈何分析,谈何改革!”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呼吁说,国家资产负债表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总账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最为健康,这也是批驳国外做空言论的最好数据,但总体状况不错并不能掩盖存在的结构性问题。
    本报记者从多位学者处获悉,有关政府部门已开展国家资产负债表相关问题的研究。
    而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调控中间目标的有效性也备受质疑,据李扬透露,有关部门被要求继续研究合适的调控中间目标。
    研究合适的中间目标
    自中共十八大发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后,“改革”的热度一再升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上提到,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体到今年,重点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但若无可靠的数据和调查可依,决策就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李扬认为,要注意为改革提供基础数据。“时间有限,我觉得现在应当做的事情非常多,我自己倾向于做三条线:一是关于国家资产负债;二是弄明白财政状况,是赤字还是盈余,从去年国库经理还是代理之争就可以看出,账并不清楚;第三就是金融的账,最重要的是明白金融的标的。”
    尤其是牵一发动全身的货币政策。“现在高层领导认为M2、社会融资总量都不能把情况真实地表现出来,要求要继续研究。”李扬强调说。
    而社会融资规模是被用作取代M2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调控目标而隆重推出的。2011年4月14日,央行首次发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
    央行曾介绍称,通过对近十年月度指标进行检验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同物价、GDP和投资增长等相关性要好于人民币贷款,所以用前者代替后者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这个目标显然也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按照央行的公式,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 外币各项贷款 委托贷款 信托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 企业债券 非金融企业股票 保险公司赔偿 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 其他。由此可见,这十项只是金融机构融资总量,并非真正的社会融资总量。而通常的社会融资总量,应该将政府债务融资和居民、企业间的民间融资、地下融资纳入统计之中。
    而这部分尚未纳入的规模却日益庞大。“按照我们的统计,包括政府负债表在内的全社会信用负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20%!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影子银行,近年来约翻了四倍,占GDP的45%,另外还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两项使得整个社会负债率迅速上升。”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中表示。
    然而,货币政策合适的中介目标的推出并不可一蹴而就。现在处于“继续研究”之中,毕竟M2和社会融资总量都是央行经过充分的准备而渐进推出的。
    急需国家资产负债表
    合适的货币中间目标尚无定论,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却已有探路。
    目前,已有三个研究团队都在2012年尝试编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分别是由博源基金会组织和资助的、由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大学为主的研究团队;由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团队;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牵头的中国社科院团队。
    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NationalBalanceSheet),是指包括了政府、居民、非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等所有经济部门在内的资产负债信息。目前部分发达国家的官方统计部门定期公布其国家资产负债表,如加拿大和英国。
    顾名思义,可知国家资产负债表显而易见的作用,是摸清国家的家底,提高“国家财富”管理的透明度。有了国家资产负债表,全国人民、人大和政府就可以了解国家和各个部门的资产、负债和净资产的情况。
    然而,研究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深意也绝不仅限于此。
    曹远征认为,国家资产负债表对于国家的意义,不仅在于反映了某一时点的国家资产负债的整体存量信息,还在于能够像显微镜一样揭示未来的风险在哪里、在什么时点发生,从而有效应对。
    “以前的一些决策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现在的‘十二五’规划和国家领导层都在强调顶层设计。我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制作国家资产负债表,就是为了能看到经济的全景,为顶层设计提供可靠根据。”李扬强调说。
    但同样是对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研究,三份报告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曹远征的报告指出,政府负债规模从1998年的1.58万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52万亿元。曹远征认为,从直接负债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债务规模不大,整体水平似乎远在警戒线以下。但如果再将转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隐性的、或有的债务考虑进来的话,我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亦不可小觑。
     而马骏的研究结果显示,2010年政府狭义负债率为20.1%,而政府广义债务则高达51.5%。政府广义负债率自2002年以来始终在40%以上,而从2009年开始急剧上升。表明了政府债务负担已经显著上升,并似在上升态势之中,政府债务负担的进一步恶化需要高度关注。
    李扬的观点是,2000-2010年,中国各年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未来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极低。
    但他也强调说,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是企业债务与银行贷款高度关联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2010年,企业部门债务占GDP比重已逾100%,超过了OECD国家90%的阈值,值得高度警惕。
    所幸更权威的数据指日可待,据记者从多位学者中获悉,相关政府部门已开展国家资产负债表相关问题的研究。
    因为消除隐患已经迫在眉睫。曹远征和马骏都提出,如果不改革,政府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在目前的财政政策、养老金政策、环境政策不改革的情况下,同时考虑到地方债和铁路债的压力,政府债务问题将逐步显性化,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估计将从目前的18%左右上升到2020年的28%,2030年的37%,2040年的61%和2050年的108%。这是明显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