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时，久闻到过美国的朋友说过，美国的研究生课堂教育是“讨论式教学”，而非我们惯常的“填鸭式教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后，我选听了三门博士生课程，分别是国际传播、政治传播、网络社会运动。经过亲身体验，所言不虚。比较而言，可将美国与中国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概括为“对话”与“听话”，整个社会文化则可概括为“对话文化”与“听话文化”。
美国的博士生课堂，基本上就是十几个人，选课之时标注得清楚，课堂上最多可以容纳多少人，多数为15人，至多是20人。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多，我选听的几门课程，即使加上像我这样的访学人员，也均在15人以下。无论多么大牌的教授，都是如此。
课堂上，每个学生都会对教授课前安排阅读的文献材料进行发言，发言基本分为三种形式：或者是讲述，就文献材料的核心论点加以总结；或者是评论，就阅读过的文献材料发表见解，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是疑问，请坐堂的教授或者自己的同学进行解答。当然，混合使用三种形式也很常见。
无论以什么方式，大家都是在进行对话，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授之间，都是如此。有的时候，学生争论起来，教授想插话也得等一会儿。而且，教授也愿意听完所有人的发言。在中国称之为所谓“授课”，在这里就是坐在课堂上的师生，不停地讲述、评论、思考与回应。
整个过程，没有话语垄断者，没有话语权威，每个人都在听别人说，也在说给别人听，每个人都是布道者，也是倾听者。并且，即使是名声显赫的教授，面对学生的提问，如果不懂，也会毫不迟疑地说：“我不知道”、“我不是很清楚”、“我没有把握”。
我听过讲座无数，听过课程更多，极少听到有国内教授直言不知。有位即将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毕业的博士留学生，在微博上看到我说这方面的话题，很是感慨：“中国老师上课时什么时候会说不知道啊？”
对此，我也有同感。在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执行方式中，老师是话语权威，垄断了整个课堂教学的过程，学生都只不过是听众。整个过程极少交流，在我经历的全部学历生涯中，从小学至博士，均是如此。
我们都能耳熟能详韩愈的名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问题是，老师要知道学生的“惑”在哪里，得让学生表达，与学生对话，不能自说自话。美国的对话式教育方式，不要以为只是研究生教育，自幼儿园至大学均为如此。我家孩子在这里读美国的幼儿园，老师会耐心让每个孩子发问，也会认真回答每个孩子的问题。有的时候，回答完班里21个孩子的问题后，一节课就结束了。
不过，话说回来，多数中国学生也“乐于”听话而不是对话。原因也不难找：从小到大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不听话的学生，在学校里一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所发生的幼儿园虐童事件、小学教师强迫学生下跪事件，都是因为学生不听话，不听老师的话。家长在家里教育孩子，也是让学生要乖，要听老师的话。不知道算不算中国特色，我知道很多孩子不听家长的话，但是听老师的话。
另外，如果从经济学假定的“人都是趋利者”出发，中国人也不可能不听话：上学时不听话不招老师待见，在家时不听话不招家长喜欢，工作后不听话领导不让你升职，不听话不给你各种好处。历史上的各种运动，已经一次次昭示国人，挑战权威风险极大，要听我的话跟我走，才有光明未来。无数人仰望星空作沉思状：中国何时出大师？问题是，听话文化的背景中，那么多心智都用在了其他地方，还能有精力出产大师？
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甚至丧失了对话的能力。这表现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学生提不出问题。我的课堂经验是，让学生提问时，经常是鸦雀无声。我无意批评学生，因为自己做学生时也是如此，想提问时经常犹豫紧张半天，甚至犹豫紧张完之后，还是没能说出来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不认为学生有错，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有错，从教育理念到教育方式，从学校到社会，都应该改进，也有改进的空间。
黑格尔说：“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显然，“听话”是听不出来思想的，听话的前提就是放弃自己的思想，甚至放弃自己的利益。“对话”则不然，对话是参与者都在说，大家在互动中互相矫正，互相受益。从整个社会的层面而言，对话容易知晓其他人的想法，能够及时削减其中存在的负面因素，不至于最终使用强力，两败俱伤。显然，所有这些，要从理念变革开始，以制度设计施行，将“听话”转为“对话”，将“听话文化”转为“对话文化”，将“听话政治”转为“对话政治”。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