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部制试水

    本报记者 江海波 深圳报道
    也许，改革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
    四年前，深圳通过39天的风暴式秘密运作，对政府组成部门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调整，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创下又一个“深圳速度”。
    但是，这个当时为减少阻力、追求效率而忽视了质量的改革，同时也遗留了诸多后遗症。数年以来，深圳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又作过多次调整，这些调整，也反映着改革本身的思索过程。
    深圳的大部制改革试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进行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行政体制改革将遭遇种种困难与阻力的预警。
    风暴式改革
    2009年，通过一番整合，深圳市将原来的46个工作部门减少到31个，“瘦身”近1/3。
    当时，深圳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对调整的内容严格保密，大部分局级干部都是在7月31日大会公布方案的那天才知道改革全貌。
    深圳的上一轮大部制改革是2004年。而此前，深圳更是早在1981年就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撤并了10多个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和20多个行政单位，整合设置了18个政府部门，大部门体系初现。到2004年的第七次改革，深圳已形成“大工贸”、“大文化”、“大农业”、“大社保”、“大城管”、“大保税区”等大部门。
    2009年这次调整之前，深圳经历了7次机构改革和4次行政审批改革，政府的效率已经在国内排名靠前。但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改革仍远远不能满足已经相对国际化的经济社会的需要。此时，仍存在“政出多门”、“职责交叉”、“部门之间互相推诿”的现象，而政府缺位、越位的事件亦不少见，经济干预型政府的特征仍然存在。
    按照深圳提出的改革要求，此次行政改革，不仅要对政府部门进行瘦身，更重要的是，要转变政府的职能，大幅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边界。据悉，深圳的此次改革，同时削减了一大批政府的审批权，一揽子取消、调整、转移284项职责及行政审批事项，政府不再承担或不再直接办理的有关等级评定、标准推广、业务培训、办展办会等事务性职责共90项，同时增加了73项国计民生领域的政府职责。
    争议科工贸信委
    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涉及产业领域的政府部门的改革。2009年以前，深圳市政府设有贸易工业局、科技和信息局、保税区管理局、高新办等多个涉及到产业领域的管理部门。这些挂着不同牌牌的部门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同一产业进行管理，结果是导致来自政府的政策与信息紊乱，甚至互相矛盾，互不买账。
    于是，在2009年大部制改革中，成立一个能够全盘掌握全市产业发展情况的部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就成了当务之急，深圳市科工贸信委员会亦由此应运而生。
    但是，从2009年到2012年，经过近三年的运转，被抱以高度期望的科工贸信委并没有因为调整而提高服务管理水平。
    在2012年深圳“两会”上，数名市政协委员以万言书的形式对深圳大部制改革进行了一场批判式反思。该提案重点以科工贸信委为例说明改革中的种种问题。
    从2010年起，深圳市科工贸信委要被分拆的消息就在外界广为流传。为克服大而全所导致的运行效率反而降低的情况，科工贸信委也尝试将其下属机构悄悄进行了分离。如将属负责全市招商引资工作的深圳市投资推广署单独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事业单位，但这些局部的努力并未带来根本性的改观。
    直到2012年2月9日，深圳市政府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政府副秘书长高国辉向记者证实，科工贸信委已经被“拆分”调整为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和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
    模式之辩与权力下沉
    “大城市机构改革看深圳，县级城市机构改革看顺德。”在广东的大部制改革试点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与顺德两地，二者被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分别定义为大城市与县域改革的不同模式之探索。
    2009年9月，深圳方案出台2个月后，更为大胆的顺德大部制改革方案出笼。
    据了解，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后多次去顺德调研，更亲自审定改革方案。方案形成后，三日之内就迅速落实，同时完成人事任免，力度之大、速度之快更是超过“深圳速度”。顺德实施“大部制”改革，将全部41个政府部门大刀阔斧撤并到16个，精简幅度接近2/3。
    顺德改革与深圳改革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将党、政一揽子权力机构都纳入了大部制改革的统一视野之中。为优化治理结构，顺德区还增设区政府政务委员，与区委常委、副区长一起兼任16个大部门的首长，并参加区联席会议决策。
    广东各地的大部制改革都有各自的特色，比如顺德是党政联动、同类项合并；深圳是搞行政三分、体制内有监督机制，珠海则是向企业和社会分权；而佛山在进行大部制改革时，更是强调赋予部分特大镇以县级的管理权限。分析人士称，珠三角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其街道与乡镇一级所实际管辖的经济组织与人口已经远远超出一些内地县城的数量，让政府机构的财权、人权下沉，与其相应的事权对称，已经显得十分紧迫。
    广东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现行行政管理结构中，基层政权承担了主要的事务性工作，但是，区县级政府广泛存在着“人大衣服小”的矛盾。“权力往上收，责任往下放，造成了很多管理上的困难与问题。”黄挺说。
    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赋予基层政权合理恰当的权力，已经成为广东各地大部制改革的共识。深圳市编办的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深圳下一步的大部制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更加系统推进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为此，深圳将积极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强化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居委会和各类群众自治组织的积极作用，率先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上述深圳市编办人士如是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