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应辽产 陈锋 嘉兴、北京报道
黄浦江及上游水域死猪漂浮事件持续发酵，水源是否受到污染、生猪死亡真相、死猪应如何处理等众多疑问牵动社会关注。
日前，农业部已经派出督导组赴浙江、上海了解情况，督导、协调处置工作。被疑死猪流出地的浙江嘉兴市展开调查，一名涉嫌随意抛弃死猪的养殖户已被立案。
几乎与此同时，陕西咸阳段的渭河沿岸也出现30余头死猪，而湖北宜昌长江支流也发现50头死猪……《华夏时报》记者在浙江调查发现，随意抛弃死猪现象确实存在，而其背后，则是监管的空白和政策的缺失。
死猪疑似源头存疑
3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发布黄浦江水域漂浮死猪事件最新进展情况，截至当天，共打捞死猪8354头。
对于水质安全问题，上海市政府表示，黄浦江上游原水水质总体稳定，相关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令外界关注的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仍未确认死猪的来源及死因，仅表示仍在调查中。
而据有关媒体此前报道，上海方面指认，浙江省嘉兴市可能是死猪的主要流出地。上海方面已将从死猪身上取下的耳标送达嘉兴。
嘉兴是华东地区最大的猪肉供应基地，每年向长三角地区供应生猪总量约为450万头，而其中十分之一来自该市南湖区新丰镇。死猪投江事件发生后，上海有关方面从死猪耳标入手，确定死猪来自新丰镇竹林村。
不过，嘉兴市畜牧兽医局副局长蒋皓表示，因为耳标是在仔猪防疫后打上的，打上耳标后，仔猪可能会外售，流通到其他地方进行饲养。
3月15日，嘉兴市最大的养猪基地南湖区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此问题没有正面回应，仅表示“我们的水系跟黄浦江不是直接相连”。
据黄军介绍，新丰镇的河道保持常态化运行，打捞一直有。死猪的收集也是常态化的，每个村都配有专人负责收集死猪，由政府支付工资。一般情况，村民有了死猪，打个电话工作人员就会过去，死猪会被送到专门的无害化处理池里处理。
与官方的谨慎相比，村民们的态度比较直接。一位竹林村村民表示，因为有政府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搜集死猪，不用花钱，村民们没必要自己去把死猪抛到河里。“之前可能有个别人图方便这样做，但说漂到上海的几千头猪都是我们这里扔的，我不相信，我觉得我们是冤枉的。”一位村民说。
不过，有报道质疑，竹林村全村共有7个处理池，每池每次大约能处理1000头猪，目前三四个处理池基本装满，总处理数约5000头。但去冬今春以来，该村死亡生猪过万，其他死猪去向不明。而嘉兴市畜牧兽医局有关负责人承认，确实存在一些养殖户乱扔死猪的现象。
记者在新丰镇新丰村等多个村子调查时发现，专门收集猪粪的场所和无害化处理池比较常见。在新丰村公路边的一个“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池”，面积大概有15平方米，设在稻田中央，面上盖上两个盖子。记者打开其中一个盖子，一股粪臭气直扑过来，里面已经塞满死猪尸体，表面三只猪中，一只约百来斤，另一只较小，似为刚出生的小猪，另一只高度腐化，难以辨识。
记者沿着镇内几条河道巡视，并未看到死猪，但有搜寻船沿河而行，村民反映此前很少见到此类搜寻船经过。记者注意到，河道岸边堆积着一些从河道里捞上来的垃圾，特别是在有桥的地方，桥下岸边堆积物较多。在河道边行走，弥漫着一股猪粪味和氨肥味，而这种味道在村里尤为浓烈，非常呛鼻。
死亡或另有原因
数千头死猪突然造访上海，除来源存疑之外，生猪因何而死更令人担忧。卷入风暴中的浙江有关方面此前表示，死猪多系冻死。
3月15日，福建某县养殖场老板阿平表示，猪肯定是因生病或感染病情而死。“我搞生猪养殖十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大面积冻死猪的情况。”他说。
阿平表示，猪瘟、蓝耳病、发热都可能导致生猪大量死亡。有一定规模的养殖场，正常的死亡率为5%到7%左右。浙江周边养殖户养殖密度较大，死亡率可能会更高一些。
“大的疫情，畜牧局、卫生局可能会上门对其他猪进行处理，养殖户担心利益受损，可能会选择性上报，一般性的疫情可能不会上报。”阿平说。
他对《华夏时报》表示，今年以来，生猪价格不断下滑，近几天的毛猪价格为12.4元/公斤，而成本约14元/公斤，这意味着每头100到120公斤的出栏猪约有200元左右的亏损。
他认为，因为养猪出现亏损，一些养殖户会缩减对防疫的投入。按照他的经验，每头仔猪需要的防疫费用约20元，而每头母猪的防疫费用为100元，这100元花费又会摊高仔猪养殖成本。阿平认为，养猪亏损，防疫投入不够，可能是这次浙江死猪事件背后的原因。
来自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消息称，已采集死猪的器官进行检测，只在一份样品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该病毒可能会导致生猪死亡，但不属于人畜共患病。
农业部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畜牧兽医部门切实加强动物防疫工作，防止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严格监督做好检疫不合格动物、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工作，严防病死动物进入市场。
死猪处理之忧
而养殖户为何将死猪投江？阿平表示，按照福建一些地方过去的做法，都是通过深坑掩埋，然后用石灰处理。但这种方法费时费力，也占用大量土地，远不如偷偷将死猪运至江边一扔了之。
据报道，一些地方制定了对死猪处理的补贴政策，如每头20公斤的死猪可获补贴80元，但事实上，这项补贴政策很少得到落实。
一个年出栏量在5000头的小型养殖场，按6%的低死亡率计算，每年就需处理300头死猪。这么多死猪怎么处理是个难题。前述养殖场老板阿平说，有实力者会上一套无害化处理设备，其所在的养殖场这套设备价格为40万元，通过电力和相关原料，死猪在几十个小时后就变成了有机肥料。
福建某畜禽有机物无害化处理设备生产商许先生表示，过去对死猪的处理主要有三种方式：焚烧、深埋和化学品化尸。焚烧会产生大量的污染物；深埋则要求较高，通常要求在3米以下，农民养殖户很少能按要求做到；而化尸池处理则需要半年甚至一年时间才能将动物尸体完全化解，时间太慢，往往一个化尸池刚修好即被埋满。
浙江一位不愿具名的养殖场老板说，几年前，一些地方存在着死猪被人低价收购转而售往农村或城郊餐馆的情形，但后来政府进行了强力打击，并以刑事责任重惩，这种现象基本绝迹，死猪流出链条由此断裂。
公开报道显示，去年下半年，浙江嘉兴警方侦破了一起由12名人员非法收购、屠宰、销售“死猪”的跨省案件，销售网络涵盖江浙沪三省市，涉案金额达100多万元。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对《华夏时报》表示，近日市政府出台文件禁止乱抛死猪，违者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7天，挨家挨户宣传后，乱抛死猪现象已被遏制。他并透露，过去有人收购死猪，近年打击力度加大，去年底还判了两个无期，其他的都是5到20年有期徒刑，现在已无人敢再来收购死猪。
一位开面包车的村民对记者表示，以前管得不严时，很多人专门从养殖户处收购死猪进行倒卖，养殖户有了死猪，一个电话把贩子叫过来，他们按死猪好坏出价，几十到150元不等，最低50元也卖过。
“政府的打击是有效果的，但新问题来了，死猪没人要，农民就乱扔了。白天不敢，天黑了出来，要么扔在树林里，要么倒在河里。”上述养殖场老板认为，要从制度上研究解决乱扔死猪问题，首先要禁止乱扔的行为，违反者应予打击；其次是落实补贴措施，调动养殖户积极性。
前述许先生则呼吁，政府有关方面应重视有机垃圾的处理，他建议出台补助政策，对养殖等群体购买相关设备予以补贴。
在全国两会期间，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曾对此表示，应加强对养殖户的健康养殖和环保意识的教育；同时，应制定一套无害化处理奖补的措施，以利及时发现问题并处理。
